我的图书馆、我的同事和我

冯倍青（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采编部副研究馆员）

人们常说：年龄是女人的秘密和软肋。为礼貌起见，别轻易探究和戳穿。而我二十五年的工龄却无情张扬了我的秘密。我低头慨叹自己不再年轻、不再热血、不再姹紫嫣红；但当我抬起头，环顾身边的同事、浏览堆满书籍的工作台、感受这全新的馆舍，我自信依然、云淡风轻、幸福溢满。是的，这是我的图书馆——我成长的地方，所有的记忆如同眼前这书山书海般堆积，每一章、每一页都轻轻划过、揭起，却永久贮存。

简单的幸福、单纯的快乐始终是我生活的主旋律。所有开心的事总能被我轻轻提起，信手拈来，而素材自然是我身边一波又一波最亲爱的同事们（“我爱你”，是我对身边同事和朋友永远的口头禅），我们一起经历年轻岁月，一起承受地老天荒，逝去的，留下的，终是无限记忆，永远爱恋。建馆百年，无限感慨，撷取若干事聊以忆人慰己、笑己娱人。

电饭煲——成家立业，阑尾炎——好吃惹祸。

我于一九八七年八月二十一日正式成为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的一员，也正赶上老馆(南馆)搬迁新馆。二十一岁，那时的我，想想就年轻，跟当年一帮同期到馆的大学生们一起被分配在老馆的一片平房居住，两仨人一间，每人一张单人床、一张旧书桌、一个破旧书架（都是当时书库淘汰的），很具图书馆特色，但总算是“成家立业”了。通常女人扎堆的地方是没有秘密的，更何况个个正当花样年华，最感兴趣和刺激的话题永远是爱情，大家都互相审视、戏说着门前那一茬又一茬的追求者们。我们共同见证了“恋爱女王”（早已调走）那征服整个广州的江南女子无骨的柔情风姿，且艳羡恋爱真好，恋爱就该这样的。同样是集体宿舍，与学校不同的是，我可以在“家”煮饭了，还可与同事们一起边吃边喝“自作煮”。

记得当时广州三角牌电饭煲正当流行(内地那时还很落后，没开放用电器，所以电饭煲是我接受的第一件流行家电，感觉开放城市就是好，特时髦)，还要凭票买，我刚来被分配到外借部出纳台负责借还书，当时有读者（正好是那家厂的）帮我用内部指标买了一个电饭煲(现在算不算是假公济私呢)。有了电饭煲，煮饭的日子让我有了家的感觉（从此以后，我开始学会做饭做菜，并且这成了我一辈子的爱好），且天天像过年。我爱死了打边炉（典型的广州特色，特别适合当时我这种不会做饭的人群），将青菜、鱼滑、肉滑之类一锅煮，既方便易学，又丰富营养，广州的青菜和很多菜都是我以前在家没吃过的，我好喜欢吃，每天吃得撑撑的。

南馆到新馆的一路上（文明路）都是小吃店、面包店，丰富了我的见识也吊足了我的胃，在家的时候不知道什么叫面包、曲奇饼、木瓜牛奶！……。来了一个月，我每天都是一路吃着上班，一路嚼着下班，食在广州，口“指”留香，我欢欣“鼓”舞。工资总是不够花，记得我第一个月的工资是105元，兴奋地寄30元回家，妈妈收到后可着劲地表扬我，可过了半个月我这里就撑不下去了，妈妈只好寄了80元给我（从此再也不需我寄钱回家了）。吃足了一个月，体重增加了10多斤，到中秋节那天，终于引发了阑尾炎，高烧、肚痛，差点要了我的命。还好，幸得当时赵平副馆长在节日里来看望我们这些离家的单身大学生们，坚持让我去医院看病，我第一次享受了图书馆的医疗福利，那感觉特棒，好像看病不要钱似的！那也是我第一次在没有家人陪同下去医院看病，到现在我还能清楚地感受到当时内心那种自由的膨胀：我长大了，我可以养自己、自己照顾自己了。

打长途——青春无惧；拉球网——飒爽英姿。

刚离开家的时候会特别想念亲人。无一例外，由于那时电话还没普及，我们这批大学生们要打电话回家，得跑到北京路的电话营业厅排长队打长途，且很贵。不知什么时候起，我们几个私底下悄悄流传着馆里办公室电话机打长途的密码，于是让我们有了做贼的心思——偷打长途电话。当时的办公楼（三层楼房）就在我们宿舍旁边，办公室在三楼，但放电话的地方刚好有个小窗口，且有木窗关着，有时上锁，有时又没上锁，我总是在很晚的时候上去偷打，并小心地避开别人(以为别人不知道，其实每个人都是这样做的)。我特怕黑，每当我窸窣着将手伸进黑乎乎的窗口，总害怕窗口里面摸着的不是电话机而是一只手，嘭嘭的心跳声清晰有力，我假装镇定，只有当我将电话机拿出来放在窗台上，心才会稍稍安定。对面是职工宿舍（文明路144号大院），如果对面的屋子有亮灯就紧张，没亮灯又心急，因看不见电话号码，得摸着黑拔号。当时信号很差，电话又不是一下就能接通的，即使接通了，接线员还得跑去叫我的家人，那个等得让人心焦呀，因为对面楼住的可都是馆长呀，人叫到了，又不能大声说话，家人在电话那头因听不清也急得要命，好不容易完成了一次通话，全身都能汗湿，但仍能明显感受到那手心里握着话筒的兴奋（终于能免费与家人通话了），心想若是被馆里逮个正着了，也无惧无悔。反而现在，凡事我不喜占公家半分的便宜了，因为我知足、成熟了。

单身宿舍前的空地是我们曾经的乐园。想当年一帮年轻人真是风华绝代，意气风发，一到下班，徐华燕、冯金婷、倪俊明（这几个都是我馆羽毛球运动中永远的明星）等就在空地上拉起了球网打羽毛球，双打或单打，每每打到昏天黑地，华灯初上，空气里弥漫着浓烈的律动气息——酸臭汗味。犹记得徐华燕堪比拼命三郎，我只有在人手不够或人没到齐的情况下才有资格暖暖场，但往往是刚上场发一球，就被徐华燕扣死，并且永远也别想接住徐华燕发过来的球，自信心被打落满地，一发不可收拾，只配做一个旁观者。通过观摩，我欣赏倪俊明的网前小挑，感觉他是在用脑打球，不太费力但能忽悠人，因而自己也偷偷地学了几招。我永远钦佩徐华燕的体力，她一声叱咤，绝对落地有声，永不落空，王者风范，可望而不可及。

住板房——新婚快乐；辅导部——快乐老家。

一九八九年六月我新婚，向馆里申请婚房。因1986至1987年间南馆搬迁，不太大的采编部旧址就被薄薄的木板间隔成了只有几平米大小的六间房，分配给了几对年轻的夫妇及单身青年住，包括我们夫妇、潘妙辉夫妇（已调走）、詹华军夫妇（已调走）、曹翠莲夫妇（阿莲已去世）、吴林夫妇（已出国）、还有陈红（单身，已出国），在那里我们齐齐度过了一整个夏天。木板房上不封顶，所以非常不隔音，只要一家开了音响，其他各家就只能听同一首歌；一家开了电视，其他各家只能选同一频道。因阿莲一家是广东人，所以看的电视是粤语频道、听的歌都是粤语歌（而且是破收音机放的），他先生好像经常在家，所以总是他们家优先选择了。另外几家都是外地人，那时还不大懂粤语，特别是詹华军，买了一套健伍音响，那一流的功放生生就没了用武之地。于是大家经常抢先回家开音响、开电视，可欢啦；有时没抢着，詹华军气不过，就把他家的音响声调得老大，气得阿莲的先生大骂。到晚饭时，我们常常是一家出一个菜，围坐在大院坪里吃，当时宋姨（宋蕙茹，已退休，我尊她为我的的美食启蒙老师）住我们对面的小平房，也经常加入我们，她端出的款款精美，那不可思议的食材搭配让我惊艳生活可以如此精致，比如红辣椒鹌鹑蛋炒田螺肉、洋葱薯仔闷鸡等，想想就流涎。饭后男人们光着膀子、女人们穿着睡衣裤坐在小凳上打牌聊天，最能说会道的要数阿凡提（吴林的先生，因他鼻子长且高，还带钩，那时广州还没烤羊肉串的新疆人，我们记忆中的新疆人形象就是阿凡提），大家常笑言夜里谁家放个屁都能听得明白。幸福总是让人美得鼻涕冒泡（邝玥名言），当时青春飞扬的我们，居然还在那么简陋的环境里孕育了我们的下一代，而且是一户都没落下，到后来连我们自己都觉得不可思议。那样的闹腾，绝不亚于盛名当时的七十二家房客。

在外借部工作了三个月后（到馆后的实习期），我最终被分配到了辅导部。呆在辅导部的六年，是我在图书馆工作最快乐的日子，那里有我尊敬的长辈赵平副馆长、肖伦展老师、高炳礼老师和林庆云主任，还有我亲爱的同事和伙伴叶华、吴林（已出国）、潘妙辉（已调走）、周坚宇和陈运致（已出国）。多少次午夜梦回，我深深眷念。辅导部长辈们高洁的品格、无尘的情操、静静的修养深深浸染了我，让我膜拜至今。最疯狂是和叶华在D厅牛仔舞的旋转、陪她去相亲（我一口一个否定，那小子最终还是成了她先生，我晕！），那时的我俩就像一对油盐坛，形影不离，到处飞，到处疯，挥洒一地笑声、一路青春。辅导部人少，所以特有团队精神，因当时《学刊》、《园地》两刊物的发行还没正式交给邮局，得手写信封，那可不是一项简单的工作，当时的订户全国各地都有，光广东图书馆学会的会员就有九百多（每人要赠送一本，意味着要写九百多个信封，且当时两个刊物都是双月刊，一年共计有八次要像这样手工作业），另外我们还得自己装订信封、打包、邮寄。一到发刊的日子，我们几个年轻人就依次坐在石级上（辅导部在二楼，从下上去有条长长的楼道），只留出一条窄窄的上楼通道，每个人的手边、脚边都是堆得满满的装订好的刊物，每个从楼下走过路过的人都觉得那绝对是一道风景。楼道里没灯，天气好的时候，热；天气不好的时候，黑，但我们通常是手不停嘴也不停，那日子是累并快乐着的。印象最深是关于陈运致的记忆，虽说他在辅导部只呆了短短一年半，却让我们每个人都钦佩不已，他从一个连二十六个英文字母都不会读、也读不准的小孩（每天坚持一有时间就收听美国之音，晚上听到很晚，一个单词一个单词就这么啃下来），到能熟练听说写，最终成为一名英语教师，后来还去了美国，真是勤奋造就了天才，他留给我的记忆是震撼的，一直成为我教育小孩的正面素材。辅导部还有一个优良传统，就是定期大食会（对于这个习惯，无论我走到哪里，我都努力地坚持、提倡，并发扬光大），轮流去几个成家立室的长辈家或外面开吃，每一次借口都是餐会的当然主题，那满台满桌的菜式层出不穷，让我切实体味了广东饮食文化的精髓。高老师是美食大家，每次菜谱都由他老人家亲定，绝对让人吃得心满意足、脑满肠肥。那些家属阿姨们也是我们这个大家庭的当然成员，工作时我们是一个团队，吃喝时我们是一家人，其乐融融。快乐是简单的，也是永远的。辅导部是我的快乐老家，那些曾经的同事也是我永远的家人，我永远爱他们。

熬猪油——刻上烙印；老采编——倚老卖老。

年轻时，虽说我思维灵动、精力充沛、手脚麻利、工作效率高，但为人却是性情烂漫、行动散漫、只言风月，现在依然。于是乎常笑言与我同一批来的大学生们现如今个个非富则官（尤其还记得程焕文老师，当时楞头小子一个，刚从湖北调来，整天往辅导部窜，现在俨然自成一派——北□南程，成为图书馆界当然的大师级领军人物，真真个岁月不等闲！），我还是一个兵，且穷着，故一直不为图书馆其他同仁所识(除了本部门的)，但“熬猪油”一事，被通报批评，着实让我出名一时，可惜盛名之下难自弃呀，我依然故我。

说来也冤，记得那事发生在九三年某一天上午，我因惦记一大早去市场买的猪油（湖南人喜欢用猪油炒青菜，所以时常买些猪油回家熬）没放冰箱，扔在厨房的案板上，担心会惹蚂蚁，所以偷着回家去看，一看果然，于是干脆动手熬了它，谁知天不从人愿，居然不小心着了火，且一慌张，还烧了自己的腿，最后惹得人事科的人知道了（因为要看病，需请假），馆领导不但没慰问关心，扣了我的奖金不说，还一通告示贴出来，弄得全馆皆知我工作时间办私事酿成火灾，从此，我的名字就被深深地刻上了某种烙印，让我第一次深深理解了“生命不能承受之轻”。

祸兮福之所伏呀！这一烧，将我烧到了采编部，从此，我又有了快乐的理由。一九九三年四月份到采编部报到，到今天，我成了那个最老的编目员，幸与不幸，我自知，至少我可以问心无愧、厚颜无耻地倚老卖老，当然除了在珠珠（张云珠，已退休，现返聘）和郑玉颜、李建平三元老及那些已调离采编部的我的至爱亲朋王春燕、沈静、邝玥等人面前。在采编部最让人感到骄傲的就是有吴昊、黄健翔、徐光霁、陈超、骆伟平、谢敏仪和我的团队，每次参加馆工会组织的大型集体竞赛活动，我们肯定名列三甲，尤其在2010年亚运会前，工会在大学城组织的骑双人单车的那场比赛，我和徐光霁合骑一辆车，想想两人加起来三百多斤的份量，刚坐上车，车身立马降低，轮胎也压扁了，但就这样，我们还是拿了个二等奖，小徐那个后悔呀，如果不是载我，结果肯定改写。最感动的就是现在身边这些天天如胶似漆的姐妹们（黄素薇、程嘉坤之流）说，若我退休了，要将我那所谓迷死人的照片放大、放大、再放大，挂在正对采编部大门的那面墙上，每一个新来的同事都必须先觐见我，哈哈，我爱死了与采编部这帮同事们的互相“折磨”。想想，如若我休假，肯定会收到电话骚扰，问我为什么休假？、在干什么？，我总说残酷呀，想请个假好好睡个觉都不得清静，一帮衰人。我们总是互相打趣：一帮坏蛋，没见又想见，见了又烦心。其实这于我是幸福的，就象我妹秋燕（陈秋燕）说的每天必定要你揪（应为“瞅”，她老将瞅读错）我一眼，我揪你一眼才放心。

采编部的日子，嘻嘻哈哈一晃就过了十九年，无限唏嘘。但无限的快乐是生活的根本，就让我这样静静地、偷偷地、好好地、自我地工作着、生活着、快乐着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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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虽然在本馆工作了二十五年，经历了老馆、新馆搬迁、新馆改扩建几个阶段，看着它的建筑越来越华美，占地规模越来越宏大，却没太多关注、探究它的百年历史，而它以后的历史更是我没法预知和想像的。我只知道现在、当下我正参与的，也应是它历史过程中的一环、某章。眼前这冰冷的建筑掩盖不了愉悦的工作环境、和谐的工作氛围、亲热如家人般的同事关系，是这些让我深深理解了它、感受了它，它已成为了我生命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如若时光倒流，让我有一次重新选择的机会，我想我仍然愿意重遇我的这些长辈们、同事们以及和他们一起经历的岁月，我们的辛劳、汗水、快乐和悲伤谱写了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现代史的篇章。很荣幸，微尘一粒，飘来荡去，却也能在浩瀚银河中划出些微痕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