芸台锁不住 毕竟书香来
黄 稻（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原副馆长）
1965年，我在广东省文化局任宣传处处长（行政13级）。经文革炼狱，从五七干校回来，心肾有病，举步维艰。厅领导让我先治疗、疗养，再回厅任文艺处长，可谓关怀备至。我则要求到基层，领导有点为难。因下面所有基层单位都已安排正职了。我请求到中山图书馆，我表示不计较正、副，正职级别比我低，也一样可以共事。我自小嗜书。少年时代，每周末必到图书馆借阅图书。最后，厅领导同意我的请求，作为正处付馆长安排到馆。时值1974年8月。
我到馆之初，馆长王志华着科级付馆长马利强向我介绍情况，听得我云里雾里。当年曾在省局任科长、同我颇熟悉的付馆长佟德山，知道我投身抗日、参加革命队伍前原姓陈，就别开生面地先向我介绍几位陈姓馆员：陈洁薇、陈青、陈荣璋、陈孟申。我到他们的岗位上以及家里作了实地访谈。从而又认识了崔景衡、郑纫宜，得到教益。阅览部主任老同志邹才英和宣传组长肖歌很有见解，给予帮助。我抱着十步之内，必有芳草，能者为师的心态，主动请教一些同志，包括对图书馆事业颇有心得的高秉礼、何卜吉、张耀年，曾在越南工作的毕锦豪，直言无忌的莫冬，我在香港课余文艺研究会参加进步学生运动时就认识的冯天正，两位北京大学的高才生林梓宗、林文奇；懂得几国语言的何秀华，以及一起住在西堂，可以晨昏穿梭来往的李兴义（人事科长）和文革曾遭毒打、是非感较强的伍锡强等。
当时馆里的政治文化氛围仍带有“左”的蒙昧，省委某书记着秘书来借阅《镜花缘》，李洪正要办理借出，为馆长所阻，认为书内“女儿国”应视为黄色书。这看来是笑话，实际是客观现实的反映，文化的蒙昧，扣帽子、禁锢是最省事的手段。我到馆不久，阅览部的冯天正就向我反映：文革以来大批图书被封，从北京到地方发下黑帮与大毒草的名单册子，云南昆明曾烧书三天。这里也烧过，但只是向到场的军代表做做样子，烧点残书废纸做幌子蒙混过去，绝大部分图书都封存了。现在读者想借文学艺术类和近代史的有关书籍都借不到，很有意见。佟德山也知道这情况。他特来找我叫我负责图书开放。他说我抓此事比他合适。几位好心的馆员都叫我推掉，别“揽屎上身”。他们说，明知这是招祸之事。什么“文艺黑线”，什么“帝、修、反”、“资产阶级黑帮、大毒草”，早已印成小册子发下来了。这椿事馆领导群实际上并不支持，连助手也不配一个，不是等下来看笑话吗？ 我认为图书馆如不开放图书为读者服务，那就变成了藏书楼（古亦称“芸台”），失却它本来的意义。我还是决心豁出去，在只有个把临工帮忙抄书目列表格的情况下，投入此项工作。此期间，我采取了应对之策。
其一，是“权威开路”，即以马恩列毛的有关指示语录和鲁迅所说做前导。如列宁说“托尔斯泰的作品是俄罗斯的一面镜子”。这样，也应肯定契柯夫、屠格涅夫、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名作，谁能说这些作品不是反映那个时代的镜子呢？至于高尔基的“三部曲”，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怎么办》，冈察洛夫的《悬崖》、《奥勃莫洛夫》，等均曾影响当年的莘莘学子迈向新路。更不用说当年流行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和《被开垦的处女地》、《静静的顿河》等名作。特别值得重视的是恩格斯认为欧洲文艺复兴时期是“一次人类从来没有经历过的最伟大的进步的变革，是一个需要巨人而产生巨人的时代。莎士比亚便是这一时期所代表的巨人。” 狄更斯、歌德、雨果、巴尔扎克、福楼拜等的卓越作品，多为马、恩所喜爱，反映那个时代的社会痼疾与众生相。当然美国、欧洲也有不少出色的作家和作品，在此不必一一列举了。在我国，毛泽东曾高度评价鲁迅先生，称之为“这个文化新军的最伟大和最英勇的旗手”。冯雪峰和丁玲均为鲁迅所肯定。丁玲出狱后到延安，毛泽东特为她设宴、赋《临江仙》，词曰：“壁上红旗飘落照，西风漫卷孤城。保安人物一时新。洞中开宴会，招待出牢人。纤笔一枝谁相似，三千毛瑟精兵。阵图开向陇山东。昨天文小姐，今日武将军”。不久，毛泽东亲笔签发任命丁玲为中央警卫团政治部副主任的委任状，为何本忆搞清楚的事又要搅浑，“武将军”成了黑帮，书成毒草？巴金的小说《激流三部曲》深刻地揭露和批判封建宗法社会的罪恶，指出年青一代追求理想、进步，批判旧社会，唤起民众，是异曲同工的。一个成为旗手、导师，一个却成了黑老大、黑帮、大毒草，毫无道理，应予解禁开放。
与此同时，我经常请教文化界的学者、专家、前辈、老革命，如吴有恒、胡希明、黄秋耘、黄施民、杜埃、李门、秦牧。他们对有关历史与文学创作等问题都有深刻体会，并不隐瞒自己的观点。吴有恒参加过党的“七大”“八大”和后来的“十二大”，曾任粤中抗日解放区司令员，坚韧有韬略，他认为胡乱的书照样可以开放，现不妨策略一点，说明“供批判用”。总总让书尽量见阳光、见群众。
经考虑研证，我将准备开放的书目、作者姓名等上报省文化厅领导审阅，厅领导批复基本同意，但特别批示不准开放欧阳山的《三家巷》和秦牧的《艺海拾贝》。我认为这毫无道理。这时“周炳与区桃”正在热演，街头巷尾，人多热议，引为广州的光荣。读者也纷纷要借阅秦牧的作品，凭什么禁锢？我坚决要开放。不达目的，决不罢休。于是立即采取措施，将全部要开放的书目、作者姓名，厅领导批准或不批准的书目，注明清楚，送省文联，知会作协。经欧阳山、秦牧在文联的一次会上当面质问该付厅长几个“为什么”，终于解决了。
当时共计开放图书14万册。我在馆务会议上向班子汇报了开放图书的基本准则和结果。我馆第一阶段开放图书的工作告一段落。学者王贵忱在调往省博物馆前最后参加此次会议。他和我交往较多，曾一起到汕头、梅县两专区图书馆调研取经，对此次开放图书，他认为是功德，是大好事。他曾批评我“读书不专、不精，读古籍少”特地带我购买《曾文正公嘉言钞》。
我到馆的第二项主要工作，一是协助人事部门平反改正错案，落实政策。让被错划右派的干部回归家园，回馆工作。二是对身患重症的干部、职工得以较好及时的就医治疗。先说第二项：门卫李铭秋酒后车祸腿骨折又倒在沟渠，医院急诊室认为要准备截肢。我找到市一骨外科主任莫世尧，为他精心作手术治疗，保存了下肢。张声兰耳聋，我也去请市一五官科主任（他参加第一次全国科学大会获科学发明奖）梁赐芳主任给她做手术（她是先天性故效果受限制）。林文奇患白血病，我去找市中心血库主任李进阶给予应急。此外朱鸿肺癌、明江喉癌、佟德山膀胱癌我都多次到医院去，但因均属晚期，回天无力。
回到第一项。当年谢泰进被错划右派遣送连平。妻子产后缺乏营养，只有捡蛋壳碾碎补钙，拾菜叶助餐，甚道凄苦。两个儿子失学，流入社会底层，不务正业。我同陈青有时带去一些少儿书，带点吃的，去看望这困苦之家。谢是最早改正归来的。他不久退休，仍精神抖擞参加各种书画展。刘燊松却是因反右未达标无辜被补数下放到老隆，安置在中学任教。虽然带着帽子，监督改造。当地对他并不歧视，他是大学生，又是低薪的另类老师，当地不愿放他走。我同人事科长到该地，找到时任领导的战友，终于得到支持回馆。而在青海劳教农场的张世泰和江山月，馆人事科很努力多次发函催促当地给他们回馆，都无下文。后来了解到江山月在广州已无家室，在农场又已作为职工，不分彼此，吃肉喝酒，不愿离开。而张世泰不仅文化高，又懂医学，干部群众都舍不得他离开，故一直拖延。我想起曾在香港中国新闻学院（范长江、乔冠华主办）学长：老战友曹洪（时任青海军区参谋长），特去信请他伸出援手。曹本人酷爱读书，深知图书馆的重要性，他认为人才难得，专家可贵。被划右派，多是以直言获罪。于是立即通过从部队转业到该农场的领导，申明政策道理，使他们顺利归来。
张的夫人冯老师已得到原单位的关怀得以夫妻团聚。但他们的女儿张武耕却因当年是自寻出路到从化任教，而非后来文革上山下乡时去的，且已成家落户，事情就发生了阻滞。从化党、政、文教方面，经过陈残云、王贵忱和我合力分头找人打通了“关系”放人。入户广州工作却难。迫不得已，我去找劳动力调配办公室连主任直至局长冯东（早年我曾在该局任政策研究室主任，当时他们都是新干部）痛陈当年的实际情况，今天只要有招工指标，就可以解决回城落户工作，对她的父母而言，也体现党的知识分子政策。这样，就得到了该局两级领导支持，此事解决了。
张武耕的文化基础好，家学渊源，馆领导都同意她到特藏部工作。她本人沉实、肯钻研，果然不负众望，工作出成绩，后成为称职、有贡献的特藏部主任。
较早之前，我曾向市劳动局要一个招工指标，以解决李昭淳从临时工转正。李的父亲、母亲都是学者，我从未识荆。只听过胡希明等人介绍，得知他们都英年早逝，我请求劳动部门给他继承父母遗志到馆工作的机会。我知道招工指标并非某领导囊中之物不可以任取不缺。这是有统一计划有定额的。该局领导出以公心，告知上半年度指标已下达东山区劳动局，要去该区协商将该指标转给越秀区劳动局。然后由市局在下半年将指标补给东山区。跑这两个区局的事只能由我亲自去办，因我认识这两个区的局长，也懂得劳动政策，可以更好地协商把事情办好（我同时带着人事科干部去）。这样终于解决了李昭淳进馆工作的事。
当年馆长们还是人事科对李昭淳都比较关心，如赵平带领他下乡参加路线教育，馆里支持他读大学本科，后挂职贫困的清新县历练，培养做馆长助理等，可说是一步一个脚印走过来了。李昭淳本人工作努力，有理想抱负。后来当了馆长，乘改革开放之东风，与大家同舟共进，开拓某些领域（如少管所设图书室定期进行辅导），取得成绩。
转眼三十多年过去了。历史不能忘记。为了直面新时代、新世界。必须克服种种蒙昧，鉴古知今，回归常识，回归人类的普世价值。我深信，没有任何一种力量能够阻挡知识与科学的脚步。愿作为全人类知识宝库的图书馆事业之树常青！
谨以此文纪念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建馆百年大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