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书馆恋曲
黄大德（广东美术史学者）
一
我从小就生活在文德路，小学是在现在的文德北一小上的，初中是在十三中念的，后来的工作单位也在文德路，在文德路整整生活了五十五个年头。搬离文德路，是因为单位有房改房的缘故。对拥有一间属于自己的房子的渴望，是我恨不得马上搬离文德路的原因。但一想到要搬离，心中又有几分依依不舍。虽说文德路早在50年代公私合营后的文化街的味道已经渐淡，到了文革的年代，文德路的文化差不多已荡然无存，进入九十年代，整条文德路已在一片“拆”声中变得惨不忍睹，就连我的两间母校，也变得面目全非了――里面的建筑怎么也无法唤起我儿时的记忆。唯有中山图书馆依然屹立在那里，不仅保留了城市的文化、历史记忆，而且成为我生活甚至生命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让我不忍舍它离去。
因为从小喜欢舞文弄墨的缘故，自然爱看书。那时文德路本来就有几间书店，但都是卖古文线装书，要看通俗易懂的，与之平行的北京路便有新华书店，那是我常去的，不过，家境贫困，买不起，只有在柜台前站着看的份。幸好离家对过不到百米就有中山图书馆，那是我最喜欢去的地方。无论在小学还是中学，下课后我都常常朝图书馆的方向走去，经过翰墨池，上几级麻石铺就的阶梯，走进圆形的大厅，在卡片箱中找到想借的书并填写借书条后，不一会，叔叔阿姨便会在柜台叫你的名字，递上你要借的书，然后找个座位静静地、慢慢的读着，一直到关门。这种习惯持续了好几年。当然，要问我第一次到图书馆是牛年卯月，借的第一本书叫什么，说记得那是骗人的。但小时候对图书馆里管理员的印象是有的，那是一位忠于职守、乐于助人、和蔼可亲的大哥哥。八十年代在文献馆，我再一次遇上了他，马上把他认出来了，他叫林贤忠。此是后话。
大概在小学时便跟图书馆结了缘，上初中后，我也经常到学校的图书馆，去得多了，管图书馆的麦老师干脆让我去当义务管理员。初中毕业后，考上了一个新办的中专，由于是新办，要开设图书馆，不知怎么搞的，这付担子居然就落在我的头上了，采编、上架、保管、外借，馆长、馆员、清洁，里里外外一把手。那时候，我的课余时间都是在图书馆里度过的。
生长在一个特殊的时代，我过早地结束了学校的生活，参加了工作，先后当过知青，做过工人，当过教师，也做过医生。“党叫干啥就干啥”，这是我们这一代人的写照。在这段漫长的日子里，到图书馆的机会少了，但那依然是我忙里偷闲寄托心灵慰藉的地方。到了1984年，我调到作家协会当一名编辑，终于如愿以偿，能做自己喜欢做的工作了。很快地，又由于一个偶然的机缘，神差鬼使，一脚把我踢进了历史研究的大门。这对我是一个全新的领域，我必须从头学起。好像是蔡元培先生说的，图书馆是“失学者天堂”。中山图书馆就是我接受再教育的蒙学馆。
二
这次走进图书馆，没有特定的研究课题，只是想了解上世纪二十年代发生在广东美术界一场论争的背景和概况。开始时，一两个月下来几乎一无所获。在这个学校里，没有老师，也没有人可以咨询，你只能自个儿漫无目标地去寻找，去发现，去思考。于是我只得转向去翻早已发黄的报刊杂志，但一年、两年……十年，都无法找到丁点原始史料，然而却有另一种意想不到的收获，发现了这场论争的幕后大佬潘达微先生的许多材料：他不仅是一个革命者，而且是身兼画家、出版家、戏剧家、摄影家、教育家、实业家、慈善家于一身的充满传奇色彩的人物，与此同时，他团结了一批画家、文化人，自觉或不自觉地投身于时代的狂潮之中，他们不仅参与和推动了辛亥革命的胜利，而且还大大地推动了广东文化的发展，引领了中国文化的潮流。这一发现出乎我意料之外，不仅令我亢奋，而且令我震撼。于是我决定在更大的范围搜集和梳理广东的美术史料，以便更好地进行研究。
当时那种震撼的结果是我无法预计的。我只是把所有可以支配和利用的时间都投入到图书馆的书山报海之中。一位党史研究学者袁小伦偶然来访，问我如此这般地翻报纸为什么？我说，我希望能通过第一手史料，纠正过往历史叙述的错谬，还原历史的真相。说这话，只是我的梦――痴人说梦。然而，有梦就有目标，有梦就有动力。当然，有梦就要付出，代价可能是惨重的。至今，我对这梦的追寻仍然不离不弃。
1994年，我把十年间在图书馆所得的资料编成只有几万字的《广东丹青五十年（1900－1949年广东美术大事记）》在一个内部刊物发表。其实这只是非常简单的编年式的资料梳理，限于史识，错谬不少。后来我又把采访所得整理成文字，并尝试开始根据史料写写论文。这些文字发表后，没想到引起了学界强烈的反响，得到了许多素不相识的朋友的鼓励，黄安仁还几经周折找上门祝贺，说他复印了上百份分送友人。
1997年在北京的一个座谈会上，不少与会者都谈起了我，著名美术史家水天中先生说：“如有类似黄大德先生那样扎实地下功夫搜集、研究美术史料的话，我想我们中国近现代美术史的研究完全会有一种不同的面貌。我特别赞赏和感谢黄大德先生做了这非常有意义的事情，如果不是他这几年来下的苦功夫，像我这样一知半解、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的状况还得继续下去。”叶毓中也说：“感谢黄大德先生，他为研究广东美术史扎扎实实地埋头苦干了十多年，为中国近现代美术史的研究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这令我惶恐！也让我知道了自己工作的意义所在。我决心继续在各大图书馆里寻找被淹没的资料――除报刊外，还有日记、书信、回忆录、诗词……。
然而，谢文勇先生在看了我的《广东丹青五十年》后，见到我第一句话就问：“你们两口子有没有吵架？”我不解地望着他。他说，这些资料，你要花很多时间，花很多钱，老婆有没有意见？这才令我恍然大悟。
我们那一代人都没有什么浪漫可言，除了工作、家务，还是家务、工作，大家互相扶持。至于在资料上的花费，确是一个庞大的数目。复印很贵，还得收资料费，复印一张费用要两块多钱。那个年代，工资大概才一百元左右。开始时，我只能用抄录的办法，后来找到的东西太多了，抄太慢了，只好复印（由于当时的复印机质量太差，几年后颜色已经退去），而且多得来不及看，见到相关的作者及题目，就夹一张条纸，闭馆前提前半个小时拿去复印。现在想想，简直有点疯狂（这种疯狂状态一直持续到现在）。接下来的问题是，有许多报纸杂志因为纸张早已发黄发脆，不让复印，只好买了台有微距的胶卷相机和翻拍架，这成本就更大了，一卷胶卷只能拍三十六张，拍完后还得冲印，冲印出来后若发现手抖了、模糊了，又得重拍（报纸是合订本，报缝大多有一两行字在装钉线内，还得慢慢地用手补抄）。这些用相机拍下来的资料，一张的成本是多少？没法算。更要命的是，鉴于图书馆的报刊杂志都残缺不全，我不得不经常到香港（偶尔还到北京、上海、澳门和广东其它地方）的图书馆去，寻找公私所藏资料。在香港的各个图书馆，看书比国内方便，大多是开架的，而且可以随便复印，费用也比国内便宜，只是路费和住宿的费用却非常惊人。一年起码去一两次（在特藏部闭馆后，有时去三、四次甚至五、六次）。这要花多少钱？但为了资料，在所不惜了。
这确是一个沉重的经济负担。1996年，省社科院可以申报九五规划科研的项目，我希望通过立项申请能拿到五万块钱的科研经费，弄一个更详尽完整的广东美术年表。因没有高级职称，必须要找两位专家推荐，中山大学历史系主任陈胜粦和广州美术学院艺术史系主任迟轲老师为我写了热情洋溢的推荐意见。遗憾的是，因为单位不愿盖章，我连递交申报表的资格都没有。迟轲老师很感慨，他说：咬咬牙坚持下去吧。
经济上的压力还好办，咬咬牙还能挺过去。然而，在图书馆里翻资料的滋味却是不好受。几十年来没人看过、动过的报纸早已发黄发脆，根本不可能拿起来看，只能平铺在桌面，站着，弯着腰，从上看到下，从大标题看到下面的广告。要翻页，得两只手并用，一天下来，颈椎、肩周、腰椎都胀、痛、酸、麻，眼睛也花了。当年图书馆没空调，夏季汗流浃背，冬天凛冽的寒风透过窗户的缝隙吹得你心中发抖。
图书馆不但是一所大学，也是一个磨练人意志与毅力的炼狱！
做学问本来就是孤独的，有人把到图书馆比喻为“坐冷板凳”。板凳虽冷，但在图书馆里，也有过不少温暖而美好回忆。图书馆的馆员大都很热情，文献部的何玉美（在我认识中的读者中，大家都把她称之为微笑姐姐），特藏部的梁笑玲，一见我到来就远远地打招呼，还给我泡杯热茶。看到我显得疲惫了，还提醒我注意身体。
由于清末和民国时期画家不像现在的画家，他们都不是职业画家，他们中许多人为了谋生而必须从事多种职业，或者本身就是“多栖”的全才，因此我必须在他们涉猎过的领域如教育、摄影、戏剧、慈善、实业、医学、文学以及辛亥革命史、国民党、共产党史等方面的书刊中寻找他们的身影。这便注定所借的资料往往带有一种“宁可借错，不可放过”的盲目性，当管理员把我要的大堆书刊找出来后，我经常只翻了一下目录，便失望地去还书。这时真有点不好意思，这不仅是因为增加了管理员的劳动量，而且还由于这些书刊可能因为几十年来从没人借阅的缘故，脏兮兮的，弄得她们的手、脸、衣服满是黑黑的灰尘（当然，这在香港是绝不会出现这种情况的，这和广东对文化事业的重视和投入有很大的关系）。从前，我以为图书馆管理员是份优差，谁知是份又脏又累的活。但她们对我这个诸多要求的读者毫无怨言，令我对她们徒添了几分敬意。
尤其令我难忘的，是原来特藏部的主任张武耕。她是90年代初调任特藏部主任的，大概因为父母都是老图书馆员的缘故，她敬业，一丝不苟而又风风火火。不久她便注意到我这个老读者，主动了解我的研究方向和计划，然后给了我许多的帮助。在摸查库存文献时，发现有我可能需要的东西，都搬出来给我过目。原特藏部的八楼，在一个房间堆满了几十年从未清理的报纸杂志，她一个人冒着炎热，逐一清理，然后又把一叠叠尘封的报刊，亲自拿到四楼的阅览厅给我翻阅。那些都是好东西啊，真令我欣喜若狂。在她的协助下，让我搜索资料的进度大大提速。每当我想起她为抢救、保存、整理文献而辛勤付出，那急读者所急，想读者所想，一心为读者服务的敬业、乐业的精神，直到今天，我还心存感激。在她的身上，我看到了老图书馆人的精神。
三
屈指一算，我和图书馆结缘将近六十载，连续地跑也有三十个年头了。原先书房中的文学之类的杂书、废书，早已让位给数以万计的报刊复印件。友人戏言我的书房已成了一个二十世纪上半叶的广东美术和文献的资料库。然而我心里明白，充其量也不过是九牛一毛。资料是永远都无法穷尽的。
三十年来，我在那资料堆中梳爬、消化、辨正、发微，忘记了外面的诱惑。利用这些资料，出版了《魂系黄花――潘达微评传》，参与策划了几个展览和编了几本书，也写了数十篇文章。想写的和准备要写的还有许多许多课题，但是，我不敢贸然动笔，资料越看得多，胆子越小，越不敢写。但不写于心不甘啊！于是，每当进入一个新课题之际，或者当写不下去的时候，我都要抱着敬畏历史之心，再到图书馆去，努力寻找一个个不起眼的、曾经被忽略了的细微的史料。
回顾一生，图书馆就像我学术生涯中的初恋情人，终身的伴侣。如今老了，越发感到离不开它。我想，当我到了再也走不动的那天，我希望能通过特殊的方式继续与它沟通，摄取营养，而当生命走到尽头的时候，我也会深情地怀念在图书馆里度过的美好时光：它给了我知识和力量；它为我搭了鹊桥，让我与历史对话，探索历史人物的心理历程；它教会了我敬畏历史，唤起了我史学的良知，一次又一次地激励我赶快在电脑前敲打键盘，在寂静中思考，在孤独中敲敲打打，痛苦着，但快乐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