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三国时期，英雄辈出，群雄逐鹿。他们或智勇双全，或仁义无双，共同编织了一幅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三国演义》作为中国古代文学的瑰宝，以其独特的叙事手法和丰富的人物塑造，生动地展现了这一时期的历史风云。那么在阅读这部著作时，要如何理解其中所蕴含的复杂历史观？古代中国人又是如何审视历史的呢？12月7日上午，“中山讲堂”第344讲特邀广州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纪德君与读者朋友们一同探讨《三国演义》复杂的历史观，感受英雄豪杰们的壮志雄心与悲欢离合。
纪德君是广州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语言文学”博士点负责人、广东省优势重点学科广州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学科带头人、人文学院学术委员会主任。主要从事中国古代小说、民间说唱文学研究，兼任中国俗文学学会副会长、中国《三国演义》学会副会长、中国《水浒》学会副会长等。历年来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重点项目等多项，出版《中国古代小说文体生成及其他》《明清通俗小说编创方式研究》等9部著作，发表论文160余篇。
纪德君认为《三国演义》呈现的是以儒家政治道德为核心的多元历史观，其中正统史观、道德史观、英雄史观、天命史观以及循环史观相互交织。从正统史观来看，朱熹在《资治通鉴纲目》中以蜀汉年号为三国时代纪年，元代科举以朱子学为标准强化蜀汉正统论，直至明清时期，统治者也视蜀汉为正统。这种正统史观反映了社会大众对小说中人物的印象，即曹操是奸诈的汉贼，而刘备是仁义的大汉皇叔。但正统论有其工具性，并非对历史发展合理性、必然性的正确认识。
道德史观认为历史是由道德修为很高的英雄人物创造的。作者在人物形象塑造上灌输了较多的道德情感，如刘备的“仁君”形象、诸葛亮的“忠”之楷模和关羽的“义”之化身。这些形象体现了小说崇尚出身正统且宽仁忠义的英雄，也反映了古代中国人对儒家传统道德观念的推崇。
英雄史观认为英雄是历史的创造者和推动者。各个政治集团之间的斗争主要表现为英雄霸主之间的较量，但也会显现对人民群众的疏远和轻视。在“宁教我负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负我”的曹操以及“我为天下计，岂惜小民哉”的董卓身上，都可以看到在英雄史观下，老百姓任人摆布的命运。也正基于此，像刘备、诸葛亮这样仁政爱民的英雄，才是“天下人”所崇尚的救世主。
天命史观以灾异事件等方式体现，认为朝代的兴衰、历史的循环、历史人物的命运等，都摆脱不了天命的主宰，人只能屈服和顺从它。帝王出生时的异兆、图谶的阐释以及灾难异象的描写，都体现了天命的神性和对历史的影响。天命史观一般被诸侯用来验证其“感天而生、应天而王”的神圣性，巩固其既得地位。循环史观则体现了历史发展的周期性，如治与乱的循环往复，认为历史的发展具有客观性与周期性。?
纪德君认为以上的历史观虽有一定合理成分，但在解释三国兴亡问题上仍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他指出，只有秉持唯物史观，才可能对蜀汉兴亡、三国归于一统作出较为合理的解释。唯物史观强调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认为三国纷争及其演变，就是由地理、人口、政治、军事、经济、外交等多种因素相互作用导致的。从地理环境、人口、生产力发展水平来看，三国中蜀国偏安一隅，在天时、地利上处于劣势；而从政治、军事、外交、道德等方面看，也会发现蜀汉在战略、决策与战术等方面因一些人为失误所造成了严重后果。总之，借用唯物史观重新审视三国历史的发展与演变，可以发现刘蜀集团的兴亡是可以作出更合理的解释的。
纪德君强调，分析《三国演义》的历史观，对当今的历史文学创作也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如果有人写历史小说，还在宣扬正统史观，搞英雄崇拜，片面地强调伦理道德的作用，而在不同程度上忽视人民群众在历史上的贡献，那么对于这样的历史小说，就有必要进行质疑与批判。
本次讲座内容丰富，旁征博引。纪德君将小说文本与历史背景深度融合，引发读者对历史兴亡问题的思考。读者也可以从多个角度去解读小说，更好地把握作品中蕴含的丰富内涵。
2024年12月7日，我馆举办“中山讲堂”344讲：“兴亡谁人定，盛衰岂无凭”
——漫谈《三国演义》的历史观
广州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纪德君主讲“中山讲堂”344讲：“兴亡谁人定，盛衰岂无凭”
——漫谈《三国演义》的历史观
讲座结束后，读者与讲座嘉宾积极交流互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