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生平（ 1904 ～ 1997） 

　　邓小平原名邓先圣，生于1904年8月22日，四川省广安县协兴乡牌坊邓村人。 
　　1911年接受私塾教育并进入新式小学读书，学名邓希贤。 
　　1920年赴法国勤工俭学，就读于法国百恩斯中学。 
　　1924年转入中国共产党，并担任青年团旅欧支部的领导。
　　1927年在上海与张茜元结婚，改名邓小平，同年任中共中央秘书长。1931年妻张茜元因难产在上海去世，8月，任中共瑞金县委书记。 
　　1933年2月，因拥护毛泽东的正确主张，被党内“左倾”领导人斗争、撤职、下放，是为邓小平生平“三起三落”中的“第一落”。同年6月，被临时党中央上调到中央军委总政治部担任秘书长，是为“第一起”。 
　　1939年8月与浦琼英（卓琳）在延安结婚。 
　　1948年，任总前委书记，与刘伯承、陈毅等指挥了举世闻名的淮海战役（又名徐蚌会战）和渡江战役。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出任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 
　　1954年任国务院副总理、中共中央秘书长、国防委员会副主席。 
　　1966年“文革”开始后，失去一切职务，是为邓小平之“第二落”。1973年恢复副总理职务，是为邓小平之“第二起”。 
　　1976年，中共中央政治局根据毛泽东提议，一致通过撤销邓小平职务，保留党籍，是为邓小平之“第三落”。 
　　1977年7月中共十届三中全会恢复邓小平的党政军领导职务，是为邓小平之“第三起”。 
　　1981年6月，在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上当选中共中央军委主席。 
　　1982年9月，当选为党中央顾问委员会主任。 
　　1984年1月24至26日视察深圳并题词：“深圳的发展和经济证明，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2月22日，首次提出了“两种制度”构想。 
　　1992年初，在深圳发表了举世瞩目的“南方谈话”，强调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10月，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 
　　1997年2月19日逝世于北京。 

(以上资料来源：深圳残疾人网)

少年时代 
    当历史跨入二十世纪的时侯，中华民族止处分深重的苦难中。为了把祖国从危难中拯救出来，孙中山领导的革命活动在酝酿中．全国处于大变革的前夕。邓小平就诞生在这个大动荡的年代。邓小平的家乡是四川省广安县协兴乡牌坊村。他的祖居是一所传统的三合院，邓小平祖上三代都住在这个林木掩映的瓦舍内。一九零四年八月二十二日，他出生在这里。邓小平的父亲邓文明，清末就学于成都法政学校、以后长期在外谋事。母亲淡氏，不幸早年去世。继母夏氏，是嘉陵江船工的女儿。邓小平是长子， 有三个弟弟、一个姐姐和两个妹妹童年时候的邓小平名叫邓先圣，学名邓希贤。他五岁开始读书，先进私塾发蒙，七岁时转入新式小学。高小毕业后，考入中学。一九一九年，重队开办留法勤工俭学预备学校，他考入了这所学校。少年的邓小平已经有了朴素的爱国思想。五四运动后，他同全校同学一赵参加了抵制日货活动。他当时对救国的想法，还只是在学生中流行的“工业救国”的思想．只是满怀希望能到法国去一面做工、一面求学，学点本事回国。就这样，他开始走上了探索人生的道路。 

出国留学
    一九二零年夏，邓小平在重庆留法预备学校毕业。抱着满腔的热望，他和八九十位同学一起乘轮船赴法(坐的是四等舱，即船上装货的地方)，于十月抵达法国马赛。那时邓小平刚满十六岁，在同学中是最年轻的。
    邓小平到法国后，情况同他的愿望相反，大部分时间只是做工，而且是学不到多少技艺的苦力工。到法国后两个月，他去克娄梭钢铁厂做杂工，以后又在巴黎比扬古雷诺工厂当过钳工，在火车上当过司炉．还到饭馆里做工，收入刚够糊口。只有短时间在贝页中学、夏蒂荣中学等校学当时，第一次世界大战刚结束、欧洲在战争中遭到严重的破坏。法国的经济十分萧条，就业格外因难。中国人即使是到那些较好的大工厂去的，工资也只有普通法国工人的一半。邓小平家中已无力寄钱给他，他只能艰难度日。冷酪的现实，使邓小平原来出国留学时的理想化为泡影。但是，一种新的革命思想强烈地吸引了这个年轻人。当时的法国，在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影响下．工人运动蓬勃发展，马克思主义和其他各种社会主义思潮广为流行，一批先进的中国留学生先后接受了马克恩主义而走上革命的道路。在较年长的赵世炎、周恩来等人影响下， 邓小平积极学习马克思主义，进行各种政治宣传活动。 一九二二年参加了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后改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旅欧支部)。一九二四年下半年成为小国共产党党员，并担任青年团旅欧总支部的领导成员。第二年，他在里昂做工的时候，党组织又委派他担任里昂区党的特派员，领导里昂地区的党团工作和华工运动。 邓小平从十六岁到二十一岁，在法国生活了五年多、由一个爱国青年成长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这是他革命生涯的开端。当时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旅欧组织有一份油印出版的《赤光》杂志，是帮助在法国、比利时和德国的中国同志学习理论的。邓小平既参加编辑．撰写文章，又要刻蜡纸、油印。后来，在欧洲的中国党团员有很多人分批转赴苏联学习。一‘九二六年初，邓小平离法赴苏，到了莫斯科。他先进东方大学，不久转入中山大学。这所大学以中国革命先行者孙中山的名字命名，为中国革命培养人才。那时，国内建立了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在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政策下，大批有志青年去中山大学学习。邓小平记得在他们年级中有两个人是最年轻的，一个是冯弗能(冯玉祥长女)，一个是蒋经国。
    邓小平在中山大学学习一年。他专心读书，钻研马列主义基本理论。这时，控制着中国西北地区的国民军领导人冯玉样到了苏联。他正准备参加国民革命、要求派一批中国同志到他的部队工作。邓小平是被选出的二十几个人中的—个。他途经蒙古，穿过沙漠．在一九二七年春回到祖国。 

回国初期
    邓小平回国时，国共两党的合作已处在走向破裂的前夕、政局动荡他接受党分配的任务，一九二七年三月到西安，在中山军政学校工作。这是他在国内从事革命实践活动的第一个场所。这所学校隶属于冯玉祥的国民联军总部，实际上由刘伯坚等几位共产党人筹建。邓小平担任政治处处长兼政治教官，并任该校中共党组织书记。这所学校培养出一批有革命觉悟的初级军官和党政工作干部，并向国民联军驻陕总司令部政治保卫队输送了一 批毕业生，逐步组建了一支出中国共产党掌握的武装力量。这为后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陕西渭华起义创造了条件。陕北红军的一些将领，就是从这所学校里出来的。 一九二七年四月，中国政局发生突变。六月间，冯玉详下令要所有在他部队工作的共产党员集中到开封．名曰训练，其实是“礼送出境”。邓小平根据党组织的安排、离开西安转赴当时中共中央的所在地汉口。
    他到了汉口后，就留在中共中央工作，担任秘书。这时，国内的政治局势继续恶化。不久，武汉政府公开反共，严酷的白色恐怖笼罩全国，中国共产党被迫转入地下。为了适应秘密环境，他从这时起改名为邓小平。八月七日，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紧急会议，批判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邓小平列席会议。中共中央秘密迁到上海后，二十三岁的邓小平担任了中央秘书长，主要管理中央机关的文书、机要,交通、财务等工作。 “九二八年中国共产党在莫斯科召开六大，他作为中共中央秘书长协助留在国内的李维汉、任弼时处理中央的日常工作。 

创建红七、八军
    蒋介石、汪精卫相继发动反革命政变后，轰轰烈烈的大革命遭到失败，中国共产党为了挽救革命，发动了一系列反对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武装起义。一九二九年夏，刚刚掌握广西军政大权的李明朗、俞作柏酝酿反对蒋介石。中共中央派邓小平以中央代表身份，同张云逸、叶季壮等先后前往广西，领导当地党的工作，准备武装起义。这是他独立担负一个地区领导重任的开始。 邓小平到南宁后，化名邓斌，同俞作柏、李明端接洽，并发展革命力量。十月，俞、李公开反蒋失败，邓小平、张云逸把中国共产党掌握的三支部队拉出南宁，转移列左江右江地区。月底，邓小平被任命为中共广西前敌委员会书记。十二月，他同张云逸、韦拔群等发动百色起义，创建了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军和右江苏维埃政府，他任红七军政治委员、前委书记。次年二月，他又同李明瑞、嵛作豫等发动龙州起义，建立红军第八军和左江苏维埃政府，他兼任红八军政治委员。同月，邓小平曾秘密回到上海，向中共中央报告工作。中共中央决定由李明瑞担任红七、红八两军总指挥，邓小平为政治委员。他们在右江地区广泛发动群众，打土豪，分田地，进行土地革命，建立各级革命政权，使红军发展到七千人，红色区域扩及二十多个县，拥有一百多万人口，成为当时较大的革命根据地之一。 这时的中共中央领导发生“左”倾错误。—九三零年十月，中央代表到达广西传达了立三路线，大讲全国革命向潮已经到来，指令红七军(红八军因受挫已并入红七军)立即出动，离开根据地打到柳州、桂林、广州去。邓小平认为要打下这些城市是没有把握的，提出了不同意见，但多数人主张服从中央代表的指示，他只得随军行动。后来因为部队作战连连受挫，伤亡很大，才不得不放弃攻打大城市的计划。 中央代表离开尼，部队进行了整编。兵力己个足四千人。前委决定部队转向江西、同中央革命根据地红军会合。一九三一年二月，红七军占领江西祟义县城，前委决定派邓小平赴上海向中共中央汇报工作。他到上海后写了《七军工作报告》详细叙述了红七军的情况，总结了起义前后。 

长征前后
    —九三一年夏，经中共中央批准，邓小平前往以江西南部和福建西部为中心的中央革命根据地。达时红军正在进行第三次反“围剿”、斗争形势尖锐复杂。不久，邓小平担任了瑞金县委书记。当时，瑞金是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后方。邓小平到任后，迅速为前一时期经受过冤屈的干部和群众平反，召开了全县苏维埃代表大会，广大群众的积极性提高了，局面大为改观。一九三二年冬，他调任会昌中心县委书记，领导会昌、寻乌、安远三县的工作。半年后，又调任江西省委宣传部长。
    就在这个时候，推行“左”倾冒险主义的中共临时中央从上海迁入中央革命根据地。邓小平同毛泽覃、谢唯俊、古柏等一直坚持从实际情况出发，执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他们反对“城市中心论”，主张向敌人力量薄弱的广大农村发展；反对军事冒险主义，主张诱敌深入；反对用削弱地方武装的办法来扩大主力红军，主张两种武装力量都要发展；反对“左”的土地分配政策。临时中央开展了一场对邓、毛、谢、古的斗争。邓小平被撤销省委宣传部部长的职务，受到党内最后严重警告的处分，派到边远的乐安县属的南村区委托当巡视员。当时的红军总政治部主任王稼样、组织部长罗荣桓，对邓小平是了解的，把他调到总政治部当秘书长。不久他又被分配到总政宣传部，负责主编总政机关报《红星》报。 《红星》报先后开辟了十多种副刊和专栏，在艰苦的战争环境小从未中断、被称为“红军党的工作指导员”。一九三四年十月、由于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中央红军被迫进行长征。遵义会议前，邓小平第二次出任中共中央秘书长，参加了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有伟大转折意义的遵义会议。在红一、四方面军会合后，他任红一军团政治部宣传部长。到达陕北后，他又陆军东征。东征结束， 任红一军团政治部副主任、主任，直到抗日战争爆发。 

在抗日战场
    一九三七年日本帝国主义向中国发动全面的侵略战争。为了全民族的利益，经过中国共产党的努力、实现了第二次国共合作，开创了团结抗日的新局面。按照双方的协议，中国工农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开赴抗日前线。邓小平先任八路军政治部副主任、不久调一二九师任政治委员，师长是刘伯承。一二九师深入日本侵略军占领区的后方，以太行山为中心，依托山区，向平原发展。太行山古称“天下之脊”，纵贯晋冀豫三省边界，山高势险，易守难攻，在华北素为兵家必争之地。邓小平和刘伯承率部在太行山站稳脚跟后，分兵发动群众，组织抗日武装．建立抗日民主政权，很快就创建了晋冀豫抗日报据地。接着，又率部越过平汉铁路，东下冀南平原，开辟了冀南抗日根据地，还先后建立了太岳和冀鲁豫抗日报据地。随着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抗日阵营内部情况出现了变化，国民党内一部分顽固派在敌后不断制造磨擦，袭击八路军的驻地，杀害八路军的干部使八路军处于两面受攻的艰险地位。一九三九年十二月起，国民党顽固派发动了抗日战争期间的第一次反共高潮。在这次反共高潮中，国民党第九十七军军长朱怀冰等部向八路军总部和一二九师所在的太行地区发动大规模军事进攻。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一九四零年三月，刘邓指挥部队，在晋察冀军区部队的配合下，奋起反击，经过四天战斗，全歼朱怀冰部和其他游杂武装—万余人。这次反共高潮的被击退，使八路军有可能在敌后集中力量对付日本侵略军和建设抗日根据地。同年八月起，刘伯承和邓小平率领所部三十八个团（未包括地方部队)参加“百团大战”，进行大小战斗五百二十九次，给了日、伪军很大打击，鼓舞了全国人民的抗战信心。一九四一年以后，华北敌后的抗战进入了最艰苦的阶段。这时，日本侵略军将侵华重点转到敌后，在华北推行所谓治安强化运动，实施三光政策、闪笼政策，到处设立据点。连续不断的“扫荡”，加上连年灾荒，敌后抗日根据地面临着严重的困难。一九四二年九月，邓小乎兼任中共中央太行分局书记。彭德怀、刘伯承回延安参加整风后，他于—九四三年十月代理中共中央北方局书记，并主持八路军总部的工作，在艰苦的条件下，扔负起领导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的重任。他本着面向敌占区、面向交通线、改进我进的方针，积极主动地开展游击战争，指挥部队粉碎日、伪军一次又一次的残酷“扫荡”，并领导全区进行建党建军建政活动，进行整风、精兵简政、减租减息和大生产运动，取得很大成绩。邓小平从实际情况出发．发表厂许多富有创见的文章和讲话，显示了他作为战略家统揽全局、处理复杂问题的领导能力。他提出了对敌斗争的一系列具体的政策和策略，制定了从各方面积蓄力量、为战略反攻和战后建国作准备的有远见的方针。他在北方局党校的整风动员会上作报告，对党的领袖毛泽东作了高度的评价，系统地阐述了毛泽东思想即中国化的马列主义、指出党的事业要以毛泽东思想作指导。抗日战争时期，邓小平曾短期回延安三次：一九三八年九月，参加中共六届六中全会扩大会议、一九三九年七月，参加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八月同卓琳结婚，一九四五年六月，参加中共七届一中全会(他在中共七大上当选为中央委员)。在多年的戎马生涯中，邓小平同刘伯承亲密合作，前后共事达十三年。两人感情非常融冶，工作非常协调，“刘邓不可分”被人传为佳话。邓小平这样说过：“人们习惯地把‘刘邓’连在—起，在我们两人心里也觉得彼此难以分开。与伯承一起共事，一起打仗，我的心里是非常愉快的。” 

决战岁月
    日本投降后，国民党反动派不顾全国人民要求和平建国的强烈愿望，想用武力消灭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革命力量，挑起了大规模的内战。在毛深东指挥下，解放区军民奋起还击。这就是在中国民主革命历史上具有决战意义的解放战争。
    蒋介石在发动全面内战前，一方面同共产党进行和平谈判，一方面加紧战争准备，并不断挑起局部战争。那时，邓小平正但任晋冀鲁豫中央局书记兼军区政治委员，军区司令员是刘伯承。晋冀鲁豫解放区宜中原，有乎汉、津浦、同浦三条铁路纵贯其间，正堵住国民党军队向华北、东北解放区进攻的道路，是军事上的战略要地。国民党军队的进攻矛头首先就指向这个地区。 
    一九四五年九月，在刘伯承和邓小平的指挥下，在晋东南的长治地区进行了著名的上党战9，全歼入解放区腹地的阎锡山部队十三个师、三万五千多人，巩固了晋冀鲁豫解放区的后方。接着，移师东进，阻击沿平汉铁路北犯的国民党军队，在邯郸战役中歼敌两个军，争取一个军起义，共消灭国民党军队四万人。这两次战役的胜利，有力地遏制了国民党军队对解放区的进攻，大大加强了中国共产党在重庆谈判中的地位，对停战协定的达成起了重要作用。
    一九四六年六月国民党撕毁停战协定，发动全面内战。刘邓率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在陇海铁路南北开展运动战，大踏步进退，连续作战，进行了陇海、定陶、巨野等九次较大规模的战役，大量歼灭国民党军队的有生力量。
    解放战争进入第二年时，局势依然严重。那时候，国民党军队虽然受到很大削弱、总兵力仍比人民解放军多出将近一倍．武器装备更占着明显的优势；他们气势汹汹地从山东和陕北这两翼发动重点进攻，力图将战争继续引向解放区，进一 步破坏和消耗解放区的人力物力。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根据整个战局发展的情况，决心不等敌人的进攻被完全粉碎，不等人民解放军在数量上装备上超过对方，立刻内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以敌人兵力簿弱的中原地区为主要突击方向，实施中央突破，转入外线作战，直插敌人的战略后方，将战争引向国民党区域，从而改变整个战争态势的格局。 根据中共中央的部署，刘伯承和邓小平指挥下的及冀鲁豫野战军主力，首先担负起这个艰巨的任务。一九四七年六月底，刘邓率领十二万大军，以突然的行动，强渡黄河天险，在鲁西南地区，经过二十八天的连续作战，歼敌五万六千余人，打开了南下的通路。接着，出人意料地疾速南进。他们不采取逐城逐地推进的方式，而是下决心不要后方，长驱直入，跨过陇海铁路，穿越宽达三十多里、遍地积水淤泥的黄泛区，抢渡沙河、汝河和淮河，以二十多天行程，从几十万敌军前堵后追中杀开一条血路，千里跃进到长江北岸、位于鄂豫皖边界的大别山地区。 刘邓大军进入大别山，东慑南京；西遏武汉，南临长江，直接威胁国民党在长江以南的广大统治区，迫使国民党军队调动主力回援。围困大别山地区的敌军增加到三十多旅、约二十万人。而刘邓大军由于连续行军，极度疲劳；部队在南方作战缺少经验；刚到新区，政权还没有建立，群众还没有充分发动起来，粮食、服装和弹药奇缺。于是，刘伯承率一部分兵“力跳出圈外，向淮西—线展开，扩大根据地。邓小平和中原军区副司令员李先念率领精干队伍在大别山顽强坚持。邓小平激励部队说：一副担子，有重的一头，有轻的一头，我们在大别山背重些，其他部队和地区就能大量歼灭敌人和深入开展工作，这对全局极为有利，我们再削弱再吃苦也要坚持住。他们与战士同甘共苦，风餐露宿，数日不得一饱。夜以继日地同敌军周旋。他们采取分兵的办法，以纵队或师(旅)为单位，分工包干，消灭敌方保安团队，从事地方工作；而当敌方重兵将要到达时，集中一部分主力，积极、灵活地打击敌人。同时，放手发动群众，向封建地主恶霸进行斗争，组建地方武装和民兵，创立巩固的大别山根据地。
    国民党军队对大别山地区的重兵轮番“进剿”被粉碎了。刘邓大军同相继南下的陈毅、粟裕和陈赛、谢富治两支野战大军，在江淮河汉之间布成“品”字形阵势，互为犄角，牵制吸引了敌人南线一百六十多个旅中约九十个旅的兵力，把战线由黄河南北推进到长江北岸，使中原地区由国民党军队进攻解放区的重要后方变成了人民解放军夺取全国胜利的前进基地。这是一个对战争发展具有重大战略意义的胜利。一九四八年五月， 中共中央决定邓小平担任中原局第一书记、中随着辽沈、淮海、平律三大战役的相继发动，解放战争终于进入决定性的阶段。 一九四八年十一月，历时六十五天的淮海战役开始了。淮海战场，以徐州为中心，东起黄海之滨,西至豫皖边境，北自陇海铁路两例，南达淮河。这里是长江的屏障，也是国民党政府首都南京的大门。济南解放后，国民党政府收缩兵力，将它在南线所能集中的嫡系精锐部队全都调集徐州地区，先后共有五个兵团和三个绥靖区的部队八十余万人。中国人民解放军方面，参战的有中原野战军(后改称第二野战军)七个纵队、华东野战军(后改称第三野战军)十六个纵队和地方部队共六十余万人。支援前线的民工达五百四十余万人。他们用小车、挑子、船只这些工具运送了四亿多斤粮食、一千四百多万斤弹药和其他军需物资这是一场波澜壮阔、规模宏伟的·人民战争。负责淮海前线一切事宜、统一指挥中原野战军和华东野战军的总前委， 由邓小平担任书记，其他成员是刘伯承、陈毅、粟裕和谭震林。他们根据中共中央的战略意图和毛泽东的一系列重要决策，及时作出正确的部署。每项作战计划决定后， 邓小平又承担起大量的组织实施和前敌指挥工作。淮海战役中，先后集结在这个地区的国民党军队在兵力上超过人民解放军参战部队，在武器装备上更占有巨大的优势。因此，在作战指导上采取将敌军的重兵集团多次分割，集中优势兵力，各个加以歼灭的办法。淮海战役一开始，担任国民党军队第三绥靖区副司令长官的中共秘密党员何基沣、张克侠率领两个军突然在阵前起义。华东野战军主力立刻穿越他们的防区，迅速切断正由运河以东向徐州靠拢的黄百韧兵团的退路，将它紧紧包围在碾庄地区。接着， 总前委又提出建议，经中央军委批淮，由中原野战军采取果断行动，插入敌人侧后，强行攻占泽涌铁路线上的战略要地——宿县,一举切断徐州同它后方之间的交通，使集结在徐州周围的大量国民党精锐部队顿时陷于孤立，断绝了退路。黄百蹈兵团被歼后，对下一步的行动，总前委建议，首先消灭由豫南远道来援、兵疲粮缺而又孤军突出的黄维兵团。中共中央军委立即答复“完全同意先打黄维”，并指出“情况紧急时， 一切由刘、陈、邓临机处置，不要请示”。在华东野战军一部的配合下，中原野战军主力将黄维兵团合围在会河和涡河之间的双堆集地区。经过二十多天的激战，全歼了敌军的这个精锐兵团。接着，华东野战军又一鼓作气全歼了由徐州突围西逃的邱清泉、李弥、孙元良等三个兵团，取得了淮海战役的完全胜利。这样，中国人民解放军经过六十五天的分阶段作战，终于在淮海战场上取得了歼敌五十五万五千人的巨大战果。毛泽东后来称赞道：淮海战役打得好，好比一锅夹生饭，还没有完全煮熟，硬被你们一口一口地吃下去了。从此， 国民党军队在南线的精锐主力已被消灭，南京门户洞开，国民党反动统治的覆灭己指日可待了。
    一九四九年四月， 以邓小平为书记的总前委，继续统率第二和第三两支野战军，进行渡江作战。在西起九江东至江阴长达五百余公里的漫长成线上，百万雄师一举突破国民党长期苦心经营的长江防线，浩浩荡荡渡过长江，解放了南京、上海及苏、皖、浙、赣等省广大地区。南京的解放，宣告了国民党反动统治的覆灭。渡江作战前夕，邓小平又兼任华东局第一书记，负责接管国民党政府原来的统治中心——华东地区。 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 邓小平参加了开国大典。随后，又和他的战友们一起踏上了解放大西南的征途。 

解放西南
    中国的大西南，包括云南、贵州、四川、西藏以及当时的西康，总面积达二百三十多万平方公里，是国民党逃离大陆前最后控制的地区。中国人民解放军对解放西南采取大迂回、大包围的方针。刘伯承、邓小平率第二野战军，贺龙率第一野战军一个兵团，分南北两路开进，迅速解放了除西藏以外的西南全境，把国民党反动统治势力最后逐出中国大陆。
    西南是多民族聚居的地区，地域辽阔，人口众多，交通不便，国境线长，民族关系复杂。大陆解放前国民党在这里集结了九十多万军队，散兵游园很多，土匪特务活动猖撅，封建势力根深蒂固，社会残破，经济萧条，人民生活痛苦不堪。
    邓小平在西南工作期间，担任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西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西南军区政治委员。他同刘伯承、贺龙等在指挥部队坚决追剿土匪顽敌的同时，注意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人，分化原来敌人营垒中一切可能分化的人；谨慎稳妥地消除历史遗留下来的民族隔阂，促成了各民族的团结；广泛发动群众，顺利完成了土地改革和其他各项社会改革，加强了各级政权的民主建设，在西南地区创造了稳定的新局面。
    他们迅速着手恢复西南地区的工农业生产。在百废待兴的情况下，作出了兴修成渝铁路的决定。一九五二年七月一日，成渝铁路全线通车，四川人民数十年来梦寐以求的愿望终于实现了。
    邓小平等还担负起领导解放西藏的任务，进行了艰巨的工作。一九五一年西藏和平解放，他们所领导的一支部队把五星红旗插上世界屋脊。
    邓小平在西南工作还不到三年，那里的面貌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呈现出大地回春、欣欣向荣的蓬勃景象。 

任总书记
    一九五二年七月， 中共中央调邓小平到中央工作， 开始了他的革命生涯中又一个重要的历史时期。
    他先任政务院常务副总理兼财经委员会副主任，放任过政务院交通办公室主任和财政部长。一九五四年，出任中共中央秘书长、组织部长，还担任国务院副总理、国防委员会副主席。一九五五年，在中共七届五中全会上，被增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一九五六年九月召开党的八大，邓小平在会上作了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随即在八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委员会总书记。这时他刚满五十二岁，同毛泽东、刘少奇、 周恩来、朱德、陈云成为中国共产党的主要领导人。邓小平整整当了十年总书记，主持书记处的工作。邓小平后来说：“在我的一生中最忙的就是那个时候。”
    从一九五六年九月到一九六六年五月的近十年， 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中取得很大的成就，积累了重要的经验，同时也有过严重失误。邓小平一直处在第一线协助党的主席、副主席处理中央的日常工作，参与党和国家的重要决策。他在许多方面授出过重要的正确主张，如关于加强党的建设、整顿工业企业、改善加强企业管理、实行职工代表大会制等。
邓小平在党的八大报告中，深刻地论述了执政党如何加强自身建设的问题，指出党面临新的考验，必须经常警惕脱离实际和脱离群众的危险，要求全党继续坚持群众路线和民主集中制，要健全各级党组织的集体领导，避免个人专断和个人决定重大问题。 根据八大提出的任务，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一九五七年是建国以来在经济工作方面效果最好的年份之一。但在一九五八年“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后，“左”的错误发展起来。接着出现三年困难时期。为了总结经验，纠正错误，邓小平和中共中央许多领导人深入实际，调查研究，提出纠正的措施，制定了应遵循的工作条例。邓小平亲自领导作农村调查，在食堂、供给制等问题上提出了纠正错误的意见。邓小平在纠正过去的错误时，强调要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他在一九六二年指出，生产关系采取什么形式，要看什么形式是群众愿意接受的，是能较快地恢复和发展生产的。在邓小平主持下，还制定了《国营工业企业工作条例》 (草案)和《教育部直属高等学校暂行工作条例》 (草案)。
    一九六二年中共中央召开有七千人参加的中央工作会议，邓小平在会上作了讲话。他针对前几年工作中的经验教训，强调要坚持民主集中制，发扬党的优良传统。他提出对过去运动中受到错误处理的干部要甄别平反，部分错的部分平反，完全错的完全平反。在这次会议上，邓小平代表中央书记处作了严肃认真的自我批评。 邓小平担任总书记期间，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各国党的领导人广泛接触。他曾多次率代表团去莫斯科同赫鲁晓夫等进行谈判，坚持了独立自主的原则立场。 

十年危艰
    毛泽东领导和发动的“文化大革命”，把中国引入歧途。以林彪、江青为首的一帮野心家阴谋家利用它进行篡党夺权，使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遭受空前沿劫。邓小平在十年动乱中两次被打倒，经历了他革命生涯中最艰难、最曲折的时期。
    “文化大革命”一开始，斗争的矛头很快就集中到刘少奇、邓小平身上。一九六六年八月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毛泽东发表《炮打司令豁——我的一张大字报》，随后刘少奇和邓小平就受到错误的批判和斗争。邓小平被扣上“中国第二号最大的走资派”的帽子，亲属也受到株连，正在北京大学物理系读书的大儿子邓朴方被迫害致残。 一九六九年十月，林彪为篡党夺权而发布“第一个号令”后，邓小平被押送到江西省新建县。这时，他已经被撤销一切职务，每天上午被押送到县拖拉机修造厂劳动半天。邓小平干的是钳工活，这是他年轻时在法国就学过的，虽时隔多年，但干起来还是那样熟练。孩子们都不在身边，只有他和妻子卓琳、继母夏伯根三人相依为命，年龄加起来有二百多岁。那时革职又常患病。于是，清扫拖地、劈柴砸煤之类的事都由邓小平来做。邓朴方致残后无人照料，经三位老人一再要求，把他接到了身边， 邓小平每天为他擦澡翻身。 邓小平还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时间，阅读了大量的马列著作和古今中外的书籍。他在深深地思考着，度过了三个艰难的春秋。
    林彪的反革命政变阴谋失败和自我爆炸导致了邓小平的复出。毛泽东一、九七二年开始有意让邓小平出来工作。在周恩来支持下，邓小平于一九七三年恢复了国务院副总理职务。一九七四年他代表中国政府在联大第六届特别会议上发言， 系统地阐述了毛泽东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论断。周思来因病住院后，他在一九七五年一月担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中央军委副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主持党和国家的日常工作。
    江青对邓小平重新工作，一开始就进行阻挠。到了—九七五年，“四人帮”同邓小平之间的斗争日趋激烈，邓小平力挽狂澜，对“文化大革命”以来所造成的严重混乱局面开始了大刀阔斧的整顿。他斩钉磁铁地说：“现在问题相当多，要解决，没有一股劲不行。要敢字当头，横下一条心。”他根据当时形势，要求做到安定团结和把国民经济搞上去。他的这种坚强的决心代表了全国人民的利益和愿组。全面整顿在短时间内就收到显著的成效，得到了全国人民的衷心拥护。当邓小平开始主持中央日常工作时，毛泽东对他的工作是支持的：但是毛泽东不能容忍邓小平系统地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文发动了所谓“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全国因而再度陷入混乱。 “四人帮”又乘机诬陷，以“天安门事件总后台”的莫须有的罪名强加给邓小平。邓小平再一次被错误地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全国继续笼罩在—片阴云之中。 

开拓新时期
    一九七六年。是中国人民永远无法忘却的一年。周恩来、朱德、毛泽东相继逝世，全国人民沉浸在极度的悲痛之中。十月，在中共中央的领导下，”四人帮”反革命集团被粉碎，举国上下一片欢腾，长达十年的给中国人民带来深重灾难的“文化大革命”终于结束。 当时中国面临的形势是严峻的：要从长期以来的“左”的错误中摆脱出来，决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整个国家百废待兴， 问题堆积如山，；濒于崩溃的国民经济需要重新恢复和发展。在未来的岁月中，中国应该走怎样的一条路?这是亿万人民十分关切的大问题。
新的时期。新的任务，需要有新的领导人物。邓小平由于他在长期革命斗争中的历史功勋，由于他对“四人帮”的坚决斗争和在动乱中主持全面整顿取得的显著成效，在党和人民中享有巨大的威望。在全国人民的殷切期待中，在叶剑英等的积极推动下，一九七七年七月，中共十届三中全会决定恢复邓小平原来担任的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军委副主席、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的职务。一九七八年三月，XN、平当选为第五届全国政协主席。
    十年动乱带来的深重灾难，使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 “左”的错误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必须拨乱反正。·邓小平没有辜负人民的期望。他一出来工作，立刻表现出作为战略家的远见卓识。他在千头万绪中首先抓住具有决定意义的环节，从思想路线的拨乱反正下手。他明确提出必须完整地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强调毛泽东思想的精髓是“实事求是”，反对“两个凡是”(即“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拥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的错误观点，支持开展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使长期以来禁锢人们思想的俩化的局面被冲破。党内外思想活跃，出现了努力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的生动景象。这是一次伴大的思想解放运动。这种思想路线上的拨乱反正，成为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先导。
    一九七八年十二月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伟大转折。邓小平在全会前夕的中央工作会议上作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 团结—致向前看》的讲话，这个讲话实际上成为三中全会的主题报告。邓小平深刻阐述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意义，指出我们过去搞革命靠的是实事求是，现在搞建设也要靠实事求是。从这个指导思想出发，三中全会果断地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这个不适用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口号，作出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他——再强调：一定要一心一意、不受任何干扰、坚定不移地搞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这是政治路线上最根本的拨乱反正，从而开辟了走向改革开放的新时代。 为了在现代化建设中保持正确的方向，邓小平在一九七九年三月旗帜鲜明地提出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问题。他指出，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 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即无产阶级专政，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
    接着，邓小平又提出：思想路线、政治路线的实现要靠组织路线来保证，现在解决组织路线问题已经提到我们议事日程上来了。他特别抓紧由什么人来接班的问题，采取一系列措施，着手解决干部的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问题，实行新老合作和交替，改变领导职务终身制，逐步实现干部队伍的梯级结构。 
    思想路线、政治路线、组织路线上一系列的拨乱反正，使中国从“文化大革命”后的一片混乱中，重新理出头绪，走上正常发展的轨道。这是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现改革开放必需的前提。
    在拨乱反正、纠正“左”的错误的过程中．对毛泽东的历史评价在一部分人中间曾产生过思想混乱。邓小平主持起草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火问题的决议》，在一九八一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这个决议在坚决否定“文化大革命”及其指导思想的错误的同．时，全面地评价了毛泽东的历史地位，肯定他的功绩是第一位、过失足第二位的，把毛泽东晚年的错误同作为集体智慧结晶、被实践证明为科学理论成果的毛泽东思想区别开来，提出必须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 这对于统一全党思想，维护团结，稳定政治局势，是至关重要的。
    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取得初步进展的基础上，一九八二年九月举行了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邓小平总结中国长期的历史经验，得出一个基本结论：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正确认识中国社会现在所处的历史阶段，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首要问题。对这个问题，中国共产党已经从理论上作了系统的说明： 中国正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在整个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国共产党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基本路线是：领导和团结全国各族人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 自力更生，艰苦创业，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奋斗。
    后来邓小平说：“最近赵紫阳总理概括了我们的方针政策的两个基本点，概括得很好，搞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基本路线。要搞现代化建设使中国兴旺发达起来，第一，必须实行改革、开放政策；第二，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主要是坚持党的领导，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反对走资本主义道路。这两个基本点是相互依存的。”
    在中国，正如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讲得最早最多最深刻的是邓小平一样，对改革开放搞活讲得最早最多最深刻的也是邓小平。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邓小平一直倡导改革。中国是一个农民占人口百分之八十的国家，因此，三中全会后首先抓住农村改革，从四川、安徽两省试验成功后再推广到全国，调动了八亿农民的积极性，大大发展了生产力，三年之内迅速见效，初步改变了农村的面貌，并且使星罗棋布的乡镇企业奇迹般地迅速发展起来。接着，改革的重点转移到城市，达比农村要复杂得多，所以邓小平主张既勇于探索又要细心谨慎。他提出建立经济特区和开放十四个沿海城市，亲自到深圳等经济特区去视察，肯定理立经济特区的政策不仅是正确的，而且是成功的。他主张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扩大对外经济合作，吸收外国的资金、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来帮助中国经济的发展，并在这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成效。他主张适当发展个体经济，作为占主体的社会主义经济的补充。他主张让一部分地区和一部分人因为辛勤努力而生活先好起来， 以带动其他人，使整个国民经济不断地波浪式地向前发展，使广大群众逐步达到共同富裕。最近，邓小平又一再强调：要大胆搞改革、开放，改革的步子要加快。 邓小平在中国人民面前，提出了中国建设的宏伟目标：到本世纪末，国民生产总值比一九八零年翻两番，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在此基础上，再发展三十年至五十年再翻两番，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中国实现了这个宏伟目标。不但可以给占世界总人口的四分之三的第三世界走出一条路子，更重要的是向人类表明，社会主义是必由之路，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
    适应经济体制的改革，邓小平又提出要进行政治体制的改革。早在一九八零年八月，他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了《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重要讲话，成为政治体制改革的指导性文件。他一再强调要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加强社会主义法制。一九八六年以来，他又着重强调了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性。他为政治体制改革规定的目的是：增强整个国家体制的活力；提高工作效率；调动基层和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一九八七年十月召开的党的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指出：把政治体制改革提上全党日程的时机已经成熟。要实行党政分开，进一步下放权力，改革政府工作机构，改革干部人事制度，建立社会协商对话制度，完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若干制度，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政治体制改革是一项艰巨复杂的任务，必须采取坚决、审慎的方针，有领导有秩序地逐步展开，尽可能平稳地推进。
    邓小平很早提出：建设物质文明的同时，一定要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使广大人民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他说：不加强精神文明的建设，物质文明的建设也要受破坏，走弯路。邓小平十分重视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自身的建设，认为端正党风是端正社会风气的关键，要求搞好整党，做到统一思想、整顿作风、加强纪律、纯洁组织，把党建设成为领导全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的坚强核心。
    邓小平是站在时代前列指导中国改革的人物。 十—‘届三中全会后，他先后担任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军委主席、中央顾问委员会上任等职务。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的形成和发展中，邓小平对许多关键问题的决策指出了方向，作出了重大贡献。因此人们称他为中国改革的总设计师。这种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是为着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推进现代化事业的发展。从我国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实际出发，加快改革，深化改革，是当今我国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的主题。
搞改革，搞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不会是一帆风顺的，有“左”的干扰，也有右的干扰。一九八六年底，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曾一度泛滥起来，少数人煽动闹事，主张全盘西化，打着拥护开放、改革的旗帜，想把中国引导到搞资本主义。邓小平迅速果断地处理了这件事。他指出，一旦中国稿资本主义，中国就成为一个乱的社会，四个现代化肯定实现不了。没有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就不可能搞建设，更不可能实行改革开放。他要求各级领导干部都要旗帜鲜明地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局势迅速稳定了下来，问题顺利地得到解决。邓小平从总结历史经验出发，认为应该有“左”反“左”，有右反右，但过去主要的错误是“左”，现在最大的危险还是“左”。“左”的、僵化的东西根子很深，在社会上已形成一个习惯势力，在制定和实行具体政策的时候习惯的东西就起作用。他认为，为了深化改革，要继续克服僵化思想的影响，反对僵化和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斗争都是长期的，要贯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长过程。
    为着解决台湾、香港、澳门的问题，以实现祖国统一，邓小平富有创造性地提出了“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构想。“一国两制”，已成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一个重要内容。从一九八四年开始，香港问题、澳门问题先后得到解决。台湾问题也可以用这个办法解决。对国际上解决类似问题，这也是一个出路。“一国两制”在国内外产生巨大的影响。这是邓小平运用实事求是思想解决复杂的实际问题的成功范例。 邓小平是一位有世界限光的国际活动家。多年来，他以充洒的精力进行外事活动，繁忙地接见外国来宾，也出访过不少国家，努力为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争取和平的国际环境。他主持制定了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坚决站在第三世界人民一边，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邓小平认为，和平和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两大问题。战争的危险还是存在，但制约战争的力量有了可喜的发展。中国能够为世界的和平、稳定和发展作出自己的贡献。
    邓小平有许多重要的著作，已经出版的有《邓小平文选》 (一九七五一一九八二年)、《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增订本(其外文版书名为《论当代中国基本问题》)、《邓小同志重要谈话》 (一九八七年二月一七月)，在国内外广泛传播。作为中国的老一辈革命家，他继续在为党和国家的大事操劳、掌舵；同时尽量让年轻一些的同志多挑担子， 自己只做他认为最必要的事情。同他会见过的国内外人士，无不称赞他虽届八十多岁高龄，却仍然身体强健、思路敏捷。他说：“我能游泳，证明我身体还行。我打桥牌，证明我脑筋还清楚。”的确，每当暑天他都要到渤海或黄海之滨去劈波斩浪，畅游大海。他在工余之暇喜欢打桥牌，在娱乐中得到休息。他说他的出国访问任务已经完成了。他还有一个愿望，就是一九九七年中国恢复行使对香港的主权时能到香港去看看。 邓小平历来强调：逐步实现干部队伍的年轻化，是决定党和国家命运的战略问题。他坚决主张废除实际上存在的领导职务终身制，并在这方面起了表率作用。在党的十三大和一中全会上，他从党的中央委员会和政治局退了出来，只担任中央军委主席。但是， 由于他的威望和智慧，他必将在党和国家的重大决策中继续发挥巨大的作用。

(以上资料来源：广东省邓小平理论研究中心信息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