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中国社会和社会问题

 

社会学在西方已有百余年历史,在中国也有半个世纪历史。解放初调整院系,取消了社会学。1984年,邓小平指示,社会学要补课。根据这一指示,全国恢复了社会学,现在全国有数千名社会学教师和研究人员。中国人民大学是社会学门类最齐全的教学科研单位,有四个年级的本科,三个年级的硕士,还有博士,以及博士后流动站。此外还有北大、清华、中国社科院、北京社科院等学校院所都开设了社会学专业。小平同志指示教学科研单位要补课,给社会学提出了一个任务,就是要研究如何保证社会良性运转。大家知道,社会学是研究社会互动的一种学问,互动有两种互动,一种叫恶性互动,你死我活,两败俱伤,一种叫良性互动,就是双赢。19991015美国给中国永久最惠国待遇时江泽民主席提出中美双赢。从此,双赢这个词经常见诸报端,成为了我国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一个重要理念。保证社会的良性运转,必须找出社会问题,中国人民大学在上个世纪就开了“当今中国社会和社会问题”这门课。

通常,我们把1840年以来称为近代中国,1919年“五四”运动以来称为现代中国,1949年以来称为当代中国,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称为当今中国。当今中国有三句话:第一句话,中国由一个计划经济体制转轨成一个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体制,这叫经济体制的转轨。第二句话,社会结构的转型,原来中国是一个城乡分割对立、封闭的二元社会,现在变成了一个多元的开放的社会。开放分两步,第一步,是城市对农村开放,第二步是中国对外国开放。方针是抓住机遇,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促进发展,保持稳定。第三句话,中国社会迅速进入高风险社会。风险,就是未来的不确定性,如交通风险,2003年全国因交通事故死亡11万人,每年还以1万人的速度递增,而且还是公路交通事故。北京2003年离婚率上升,居世界第一,9万对结婚,4万对离婚。所以说,中国唯一不可以预测的,就是中国社会状况的不可预测。中国社会问题有很多,下面我就其中的一些问题谈谈自己的想法。

一、科学问题

2002428,江泽民主席到中国人民大学视察,提出了四个同等重要,即哲学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同等重要,培养高水平哲学社会科学家与培养高水平自然科学家同等重要,提高全民族哲学社会科学素质与提高全民族自然科学素质同等重要,任用好哲学社会科学人才并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与任用好自然科学人才并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同等重要。人文和科学是人之两腿,车之两轮,鸟之两翼,人文与科学同时发展,社会才能前进。什么叫信仰,迷信的对立面是轻信,邪教的对立面是正教,科学的对立面是伪科学、谬误、泛科学,信仰是对大自然的心灵仰慕,是对未知领域的敬畏心情,是对社会公正的内心追求,是对美好人生的情感寄托。信仰是心灵的家园,越有知识的人越感觉自己无知,越没有学问的人才越觉得有知识。比如近来,我们的一些“电视主持人”竞相出书。从职业的性质说他们,实际上只能算是播音员、报幕员、主播、司仪、出镜记者。真正的主持人要有思想、有知识,西方的主持人年薪一千万美金,比总统高出许多倍。而要有思想首先应读书,只有爬在巨人的肩膀上,才能继承人类的文明成果,对未知领域要有敬畏心情。有点名气就开始写书,是典型的浮躁。其中有一本书还写到“我问故我在”。“我思故我在”是大哲学家笛卡尔的名言,本意是人要有思想。人是宇宙间、地球上最脆弱的一棵苇草,一口气、一滴水就足以致它于死命,但人是一根能思想的苇草,因此我们全部的尊严就在于思想,如果说“我问故我在”,那么三百六十行岂不是行行都可以这么说,教师可以说“我教书故我在”,卖菜的说“我卖菜故我在”,卖肉的说“我卖肉故我在”……这是对人的亵渎。2003年海湾战争期间,某主持人说“美国用精密制导武器狂轰滥炸”,120万美元一颗的巡航导弹哪能去滥炸,可以说狂轰但不能说滥炸。某著名电视节目主持人写了一本书《不过如此》,发行一百万,一本书提一元钱就是一百万,又有名,又有钱,在社学会分层方面,属于上层,相当于一个饱汉对饿汉说:吃饱了也不过如此。“不过如此”,别人可以说,但你不能说,因为你已经出了名,有了钱。这叫“得了便宜卖乖”,“调戏穷人”。

众所周知,科学是一个求真的过程,即用科学态度和科学方法去进行科学探索和科学实验,从而得出一个个科学结论。对于这些科学结论我们是应该相信还是怀疑呢?科学是对和真理永无止境的追求和探索,人类进行的科学活动永远不会停止,它始终处在存疑、实验、证伪、证实、批判、探索之中。我们在进行科学活动时,思想和心态应该力求不为主观的感情欲望等非理性因素支配,不盲从任何权威,不只相信逻辑中能够自圆其说的推论,用严谨批判的态度审视一切,决不盲目相信任何已知的科学结论的怀疑精神是科学精神的实质。马克思最喜欢的格言是“怀疑一切”。一切科学结论都必须不断接受实践的检验,都必须得做到与时俱进。对于知识的新增量,在既不能证实也不能证伪的情况下,只能存疑。科学不是信仰,不能信仰科学。科学是理性的。科学的对立面是谬误,是唯科学主义,是泛科学。科学的对立面不是宗教和信仰。科学也涵盖不了公民意识和公德心。

现在有很多邪教披着科学的外衣,说信仰科学,这非常荒诞。因为任何的科学结论,都得不断接受实践的检验。举个例子,说水100沸腾,0结冰,这当然是一个科学的结论。有人说,我信了,你也信了。后来,人们又发现过热水,过冷水。这水非常纯,没有凝结中心。在一个常态,就是在一个大气压的情况之下,0以下它不结冰,100以上它沸腾,我们管它叫过冷水,过热水。后来又发现,说什么叫水啊,水还不知道吗?两个氢原子,一个氧原子。后来又发现,氢原子就有三种,有一种氢原子核里头没有中子,叫普通的氢;有的有一个中子,有的有两个中子,叫它氚,叫它氢的同位素。氢的同位素和氧组成的水叫重水。最后,人们发现三种氢的同位素,九种氧的同位素。2003年的科普杂志上写着水就是三种氢的同位素,九种氧的同位素所组成的135种水的同素异形体混合物。想想,一个水就这么复杂!所以说,科学是一个求真的过程,永远不会完结。

从“五四”以来科学就说“人定胜天”,错!实际上人和天的关系是人天合一。所以有人问孔子说你敬畏什么东西?孔子说,我敬两样东西而远之,其中一个是“敬鬼神而远之”,我觉得孔子这句话说得非常好。我们大家伙儿哪能跟鬼神在一块儿?研究鬼神都是科学家干的事儿,科学家是小人精,研究基因的破解,宇宙的起源,生命的奥秘,是满足人们的好奇心的,他们叫科学家,而科学跟技术一定要分开,技术是有规律的,技术有专利,科学没有专利。人类原来有300个基本的欲望和需求,我们现在把它浓缩成了15个,我们每个人都有15种欲求,第一个就是好奇心。有人说孩子的第一需求是吃喝,不对!吃喝是本能。一旦有了一点独立精神的时候,人类最基本的欲求就是好奇心,而科学家就是要满足人们的好奇心的。至于说科学家发明的这个东西有没有用,他们从来不考虑这个事儿,那是技术干的事儿,是技术申请专利。科技我们老一块儿说,其实科学是科学,技术是技术。

所以有人问康德,你敬畏什么?康德说:我敬畏头上的星空和心中的道德。其实跟孔子说的差不多。你不是说信仰是对社会公正的内心追求吗?社会公正吗?人平等吗?不知道。社会本来就不公道,你还要追求公道,你追求得到吗?永远追求不到!永远追求不到,你为什么还要追求呢?这就叫信仰。我们现在最缺的就是信仰,解决这个社会问题最主要的是要提高公民意识,绝对不要借着某一种东西,来为某一种价值观来服务。这是非常恶劣的习惯,与科学精神完全背道而驰。它终归要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甚至于走上邪教的邪路。

二、公共卫生问题

这一问题,可以从2003年北京发生“非典”疫情说起,当时有的媒体说,依靠科学,人类必将彻底战胜“非典”,并把战胜“非典”寄托在疫苗和特效药上,这是错误的。所有的抗生素,对病毒都是无效的,依靠科学来攻克“非典”需要一段很长的时间。我们要把一批智力极高,又愿意从事科学研究的人,给他条件,但不能把希望完全寄托在他们身上,如一年研究不出来疫苗和特效药,“非典”还解决不解决?那依靠什么,依靠“众志成城、万众一心”,还是依靠公德心?社会学的办法是“73”,“五一”到了,百万民工大逃亡,人大学生也走了一半,每天新增病人一百多,老百姓吓怕了。有人建议“五一” 7天假期改成5天,怕人们出去玩,造成传染病扩散。但他们不知道中国人妖魔化一个东西的速度是非常快的,迅速妖魔化了的“非典”,把北京人也妖魔化了。在这种情况下,不能“72”,只能“73”,“73”是什么意思,世界卫生组织把北京宣布为疫区,潜伏期27天,平均45天,切断传染源?不对,传染源我们不知道是什么,只能慢慢研究,三年不行五年,五年不行十年,但一着急研究就把果子狸妖魔化了,果子狸惹谁了,把它们全烫死了,后来又说不是,要平反,一会又说是了,那是科学家之间的争论。社会学主张切链,切断传染链,而不是切断传染源,因为不知道传染源是什么。什么叫切链,就是同时在家自我隔离,进行医学观察,适当利用老百姓的恐惧心理。有人说“非典”不可怕,这是错误的,因为得病大多是医护人员,他们在群众眼里是专家,有服装、措施、知识、设备,可也纷纷病倒。社会心理学认为,人的恐惧心理是正常的,不应说“非典”不可怕,而应说“非典”可怕,但我们不怕,这里有三个心理阶段:恐惧不恐慌,恐慌不要慌乱,慌乱时间不要太长。人有七情:喜、怒、哀、乐、悲、恐、惊,恐惧是人正常的心理状态。切断链条,公交、学校、机关放假。

在这期间中医得到了世界卫生组织的好评,西医的方法用抗生素、特效药把菌种斩尽杀绝,这是极其错误的。据统计,美国50%的人滥用抗生素,中国80%的人滥用抗生素。中医治病的原则是扶正祛邪。“正”就是人的免疫系统的免疫功能,“扶正”就是增强免疫系统的免疫功能,被世界卫生组织认为是所有抗病毒中的最好办法。细菌在地球上生存了30亿年,是所有生命的老祖宗,有动物、植物、微生物,微生物有病菌、病毒,地球上有病毒1000种,致病的是100种,每年新生病毒12种,病毒是生命吗?有人说是,有人说不是,说不是因为生命会繁殖,而病毒不会繁殖,说它是生命因为它会复制,它是介乎于生命与非生命之间的一种东西,一种物质。人体内有100万亿个病毒,超过人体细胞10倍,人身体内有一个非常微妙的、知之甚少的微生态系统的平衡。随便吃抗生素,把病菌斩尽杀绝,破坏了身体的微生态平衡,极其有害。有人主张把中、西医优点结合起来,好比把马和驴的优点结合起来,生下了骡子,世界上没有免费的午餐,骡子的代价就是不能生育。中医叫病毒为“春瘟”,到了一个节气,就撤了,但可能还会来,人类不会完全战胜,只能逐渐消退,因为人产生抗体了。

2003年以来,公共卫生问题得到了全社会前所未有的重视,但也暴露出一些问题,它不是简单的医学问题、个人生活方式问题、个人偏好问题,而是一个社会问题,一个关系到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问题,解决公共卫生问题,需要管理和道德。

在抗击“非典”的斗争中,广东的临床实践说明,中医治疗“非典”值得认真总结推广。西医是对抗疗法,需要找出敌人,再用药品予以消灭。比如说抗生素。找到抗生素,比如青霉素、链霉素等,就认为可以治一切的病菌。后来发现,滥用抗生素会造成微生态的失调。微生态的平衡被破坏,结果,病菌有了抗药性,就会造成抗生素有一代二代三代。现在用到第三代抗生素,其实已经很贵了。据说一支要卖到200元。有的还更贵,每天要用好几支,费用可想而知。中国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绝大多数中国人不可能用这样昂贵的药。而且,对于“非典”,迄今西医仍未找到病因,因而未有针对性疗法。即使找到病因,还要筛选、开发能杀灭该病毒的药品;待开发出新药,病毒可能早就又发生了变异,需要重新确定病毒,再开发新药。中医不进行对抗治疗,而是用药调整人体的自组织能力或者说自康复能力,让机体自组织能力去杀敌。这也就是几千年来中医能解决历次瘟疫的原因。我们需要中医、西医、中西医结合三种思路。相当于我们需要马、驴、骡子三种动物。绝不能都搞成非驴非马的骡子医学。在解决公共卫生问题时,我们对于在漫长的历史中保存到今天的一切中华文明成果,必须以十分谦恭的态度予以继承。中国有五千年以上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中医形成的优良传统就是辨证施治的思想。它主张根据每个人的基础健康状况,每个人所处的不同的环境采取同样的病异治、异样的病同治,因人制宜,因地制宜,因时制宜,既不能造神也不能树敌,而是收集症状、体征,搞清楚邪正关系,确定相应的治疗方法。这种辨证施治就是中医的精髓。

另外,我国传统的中草药突出的优点就是物美价廉,十分贴近平民百姓。中医所治的是“有病的人”、“有病的平民”,在见病的时候更要见人,而且大多数是穷人。西医要找这个人的病,也就是找这种病原体。这种病原体是什么?西医就认为它是一种小东西。小东西看不见,就发明了显微镜。看见了西医说是病菌。后来又发明了电子显微镜,又看见了,说是病毒。这样的话,就走入歧途了。实际上,你即使找到了病毒,人对病毒没有办法,包括肝炎的病毒、流感的病毒,包括艾滋病病毒。这次又碰见“非典”病毒了。老是想找出一种包治百病的药片或者是疫苗,令人陷于一种怪圈,应该反思这个问题。

通过这个依靠道德和管理的人文思路解决公共卫生问题,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结论:如果把科学理解为技术,把技术又理解为一种产品,甚至是一种商品,可能要等一年两年。甚至像艾滋病、流感等了二三十年,疫苗也没有出来。我们只能依靠公德心和公民意识,也就是说众志成城,万众一心,才能解决问题。老百姓都知道,人吃五谷杂粮,有人就有病。这个时候,就要想到一种所谓的生态平衡。最好是既不要造神,也不要树敌,也就是《国际歌》唱的:“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要创造人类的幸福,全靠我们自己。”解决公共卫生问题,需要政府出面来管理,需要大家团结一致,和衷共济,万众一心。

我们再来看看艾滋病。艾滋病,即获得性免疫缺损综合症。得了艾滋病,破坏了身体的免疫功能,潜伏期68年,死亡率高达99%。高科技加腐败,造成千万艾滋病大泛滥,献血以前是全选,现在是单采,成分献血,只取血浆等,而在当今农村,农民种粮不赚钱,进城打工也不容易,卖血成了最好选择。19953月,全国9个省470个采血站统计,农民每天供400毫升血,是50元,学生献200毫升,给250元,这叫血浆经济;一些血站违规抽血,献血人只要有一个艾滋病,那就会大面积传染,男传男几率1/10,男传女几率是1/200,女传男1/700。其次,艾滋病和性道德绝对不能混为一谈,这叫妖魔化艾滋病,本来是卖血得的艾滋病,却说这是上帝的惩罚,造成艾滋病人被歧视,中国艾滋病患者8万人,艾滋病毒携带者84万,艾滋病孤儿22万,实际数字可能比这个数字还要多,艾滋病已不能再被轻视了,现在的办法是颠覆性变革,即100%的安全套和毒品的替代。中国有妓女300万至500万人,性传播疾病年递增率15%,梅毒年递增率40%,严打妓女,但越打越多,而且造成腐败。办法是实行100%安全套,这就是两害相比取其轻,这是国际制止艾滋病的成功经验,1990年,泰国艾滋病1%,南非1%,但现在,泰国采用了100%安全套和毒品安全替代,还是1%,而南非没有这样做,艾滋病毒携带者达25%。中国正处于十字路口,亡羊补牢,为时不晚,再过23年,艾滋病就会大泛滥,由特殊人群向一般人群扩散。对禁毒也可用同样方法。中国每年禁的毒品,是现在吸毒人的一天吸毒量,吸毒后毒瘾难戒,花费大量人力、物力、财力,可用美沙酮替代,它也是一种毒品,毒性轻,这就是颠覆性的变革,也叫“垃圾站理论”。

三、人口问题

在中国,公元1100年有1亿人,公元1600年有2亿人,公元1800年有3亿人,1840年有4亿人,1950年有5亿人,2000年有13亿人,这样发展下去中国能养活多少人?我认为,中国必须养活养好18亿人。前50年每隔625年净增1个亿,后50年每隔10年净增1个亿,前505亿的水平用了半个世纪,后50年以13亿的水平净增5个亿,中国能不能养活养好18亿人?首先是改善住房条件,住宅是支柱产业,是老百姓最关心的事。耕地的概念是:海拔500以下,年降水量超过400毫米,坡度小于25度,不是河流不是湖泊,有土壤。根据资源卫星的遥感照片,中国可耕地是34亿亩。我主张一亩地半亩园生态住宅,就是每25岁生两个孩子,50岁孩子有了孩子,75岁达到预期寿命,是联合国长寿的标准,目前中国男性寿命是69岁,女性是72岁,三代六口,18亿除以63亿个基本住房单位,30亿亩可耕地拿出3亿亩可耕地,一亩地半亩园,一亩地667平方米,搞200平方米宅基地,盖三层,600平方米,人均100平方米20平方米的房子大人、小孩平均4间,是中等发达国家的居住水平。还有467平方米的院子,再拿出200平方米的院子用于节水节地农业,生产的鲜花、蔬菜、水果自给有余。中国拿出1/10的可耕地,满足了全体国民的住和鲜花、蔬菜、水果,还缺交通,拿出1亿亩耕地,修33宽的高速公路,每修20占地一亩,上行下行各三个车道,可以修200万公里,那样10分钟就可进入国家高速公路网,达到美国的水平。其余的用来生产粮食、肉蛋奶、公共设施,30亿亩可耕地,18亿人,过上中等发达国家的日子,没有任何问题。

我不主张人口无限增长,而主张儿女双全的新人口战略,解决中国人口问题,一是数量,二是质量。质量是什么?据中国统计局的报告,文盲妇女平均生586个,小学程度的480个,初中程度的374个,高中程度的285个,大专程度的205个,程度每提高一个档次,平均少生一个孩子,城里133个,农村284个。控制人口走了大弯路,1955年错误批判了北大教授马寅初,教授说中国人口太多,增长太快,是中国发展的一个致命伤,主张控制人口,1957年上半年,毛泽东召开最高国务会议,马寅初在会上发了言,刊登在195775《人民日报》上,叫《新人口论》,核心主张:一对夫妇生两三个小孩,最好两个小孩,但毛泽东说,世界一切因素中,人是最可宝贵的,在共产党领导下,只要有了人,什么人间奇迹都可创造出来,人多热情高,干劲大。就这样,误批一人,多生3亿。1970年中国妇女的生育水平是581,什么叫生育水平?就是总和生育率,就是说1970年全国妇女,在育龄结束的时候(49岁),平均生581个孩子,这就是1970年中国妇女的生育速度,也叫生育水平。1971年周恩来提出,一个不少,二个正好,三个多了,成了计划生育的基调,1980年,降到22419701980年,每年降05,从1970年的581迅速地、稳定地下降到1980年的224。可见,“两个正好”的计划生育政策的基调是科学的,是正确的,是符合民意的,是符合国情的。如果坚持这个基调,公元2000年我国人口就可以控制在12亿以内。完成党的十二大确定的目标。从1980年到1990年,实际上我国妇女的生育率是2 47,高于1980年的2241980224198126319822861983年进行了5800万例计划生育,平常是2000万例,堵大口子,开小口子,让群众拥护,干部工作好做。人口多带来了一系列问题,如就业、就医、住房难、上学难。新加坡人说,资源有阳光、空气和人力,人力资源是最宝贵的资源,学历越高,就应生更多的孩子。人口包括数量、质量、结构,解决中国人口问题,农民可以有三种选择:一是响应党的号召,终身只要一个子女,且不问男女,这样的问题是不能出现独女户;二是生二个孩子,且不问男女,但要晚婚晚育,拉开间隔,但可能有双女户的风险;三是生两个孩子,保证你生一男女,儿女双全保险,但它是双剑,滥用就可能造成人口比例失调,主要是通过B超和弃女婴造成的。毕竟男女有生理差别,受到法律保护,特别在农村农忙时更为明显,妇女有五期,经期、孕期、围产期、哺乳期、更年期,农户没有男劳力,生产生活中就会遇到困难,这是实际情况,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解决的基本国情。长期操作,可用发票的办法,发儿子票和女儿票,可以兑换,如果找不到兑换对象,就别控制性别,国家只要搞好宏观平衡就行了,儿女双全保险在农村完全可以行得通。

但对这个问题现在有争论,争论是必要的,没有争论就没有发展,关键是观念问题。

四、环境问题

目前我国环境情况是:局部有所改善,整体仍在恶化,前景堪忧,边治理边污染,治理速度赶不上污染速度。片面追求GDP。科学发展观是追求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GDP是非常害人的一个指标,如盖楼房有GDP,定向爆破公司、打眼、放炸药、引爆这也有产值,清理残渣,也有产值,运作产值上去了,但老百姓什么也没落下。现在联合国主张绿色GDP,破坏环境的GDP是负数,如山西一些地方,有煤矿,少数人暴富了,但房裂了,河枯了,不能灌溉和观赏。山西的方向不是煤,因为只是少数人富了,大多数人的生活并没有改变,真正挖煤的工人也没有得到多少好处,但环境给破坏了。

环境的问题是根本思路的问题,英国有一个非常好的思路,把破坏环境和创造的产值仔细权衡,建立指标和指标体系,进行核算,结果是英国30年没发展。如果用这套指标体系来考核中国,中国经济增长的环境代价极大。有人认为河流是地球的血脉,不能随便堵塞,有人认为修水坝对河流是很霸道的,祖祖辈辈流,坝修好了,河流也断了。1996年,世界银行认为,大坝给人类带来的坏处是它带给人类的好处所不能弥补的。美国现在已在拆坝,而我国还在修坝,修了88万个,垮了2万个,还剩6万个,死库容超过40%,中国的国情是西高东低,雨热同期,泥沙俱下,旱涝交替。如果修了坝,水速一低,泥沙就沉底,就变成死库容。

如四川盆地的都江堰,这是李冰父子在岷江修的。鱼嘴分流,好比一个中流砥柱,一股洪水来了分成两股,一股走外江,外江是冲出来的,一股走内江,内江是挖的。有一个宝瓶口,是都江堰灌区的重要进水口,上边28,底下14,长36,主要目的是解决泥沙问题,泥沙俱下时,由于口窄,水就在宝瓶口产生拥堵,水位就提高了。在宝瓶口和鱼嘴分流的内、外江之间,又修了一个800的飞沙堰,2高,进入内江的泥沙到了宝瓶口过不去,通过飞沙堰又到了外江。鱼嘴分流位置极佳,有一座山,弧度半径850,根据水的环流作用,鱼嘴分流就把75%的泥沙分到外江,进到内江的泥沙75%到了宝瓶口通过飞江堰又到了外江,非常的精巧。都江堰是设计最科学、保存最完好、历史最悠久,至今发挥作用最好、全世界独一无二的无坝水利系统生态工程。自流灌溉川西平原1100万亩土地,距今2259年。都江堰代表的是水文明,水文化,水政治。

现在一些人用阴暗的心理来理解古人,说古人观点是要把淡水截到陆地上,不能让宝贵的淡水白白流到海里去,这是错误的,如黄河径流量每年560亿立方米,应该有200亿的冲沙水,否则泥沙就会停半道,现在黄河从1972年变成季节河,1997年变内陆河,开封至入海口684公里一滴水也没有,跨年度雨季断流,形成二级悬河,河床比河滩高,河滩比大堤外的耕地高。

黄河断流,与上游水库太多有关,黄河二年的径流量都填不满水库。为什么要修?利益驱使,现在靠政策调水,这是管理意义上的复流,生态意义上仍然断流。

长江洪水历史有三次大泛滥,现在全国有300条河流,大多修了大坝,现在雅鲁藏布江属于地震带,没有办法开发,成为最后的一条生态江。298条都修了大坝,但怒江不应修,留作参照物,留一条生态江,看弊大于利还是利大于弊,自然资源的丰度最高,开发度最低,只剩下这条怒江了,修坝可能把物种消灭了。

西方300年传统工业化形成了一种所谓“理性的狂妄”:认为人能够战胜自然。实际上,人可以践踏自然,却不可能战胜自然。现在有一种理念,说生态要平衡,微生态也平衡。事实上,病毒也是一种独特生命的存在形式,在地球上已存在了30亿年,是地球上所有动物、植物、微生物的老祖宗,它同一切事物一样,有一利必有一弊。它是构成物种的多样性、遗传的多样性和生态系统的多样性的基础。所谓生物多样性这样一个理念,这样一种审美观认为:一个生物多样化的世界,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生物多样性使得生命生生不息,在此基础上,加上文化多样化使得当今世界是丰富多彩的。

不要认为,我们之所以得病,不是我们不好,而是因为病菌、病毒这种小东西不好,就要把小东西斩尽杀绝,这是错误的。实际上也是杀不绝的,尤其是当你破坏了微生态的平衡、不知道今后病毒将如何花样翻新时。从生态意义上讲,也应该树立起既不造神、也树敌的可持续发展战略思想、可持续消费模式,做到“天人合一”。大家都知道,不管是宏观的生态还是微观的生态都有一个平衡的问题。宏观上,我们知道如果把蛇斩尽杀绝,老鼠就要成灾。在微观上,对各种病毒的平衡问题我们还相当的无知,必须永无止境地去追求和探索。

我们应该过一种简洁的生活,但简洁不是简单。比如说不能够随便吃野生动物。现在地球上的人已经达到62亿,野生动物的栖息地越来越狭窄。人类实际上是侵犯了病毒的传统环境。人类的活动能力越来越强,把森林砍了,草原破坏了,河流搞断了。像我国北方“无河不干,有水皆脏”,枯水季节,很多河流都断流。甚至有些河在丰水期也断流。这些事实证明:由于人类的经济活动全球化,人类的不恰当活动也同时破坏了环境。

五、社会心理问题

社会心理问题,是一个需要关注的问题,中国自杀人数不断上升,因为人们承受的心理压力太大。我们要关注弱势群体的问题,农民的国民待遇问题,个人心理卫生问题等,一些社会心理问题,比如迷信问题,在特定时期就会显现出来。迷信是什么意思?比如说“非典”时一度流传很广的:“一个刚生出来的孩子说,两点以前喝什么绿豆汤能治‘非典’”。这时候,我们一定要用科学的态度来严格区别哪些是迷信,哪些是民俗。中国著名的营养专家赵林教授,就在电视上讲过几次,说绿豆是中国的济世之谷,有清热解毒等功能,对防治“非典”有一定的作用。但是任何东西都不能包治百病,有人就借着这个东西,说夜里两点以前喝绿豆汤,还说这是一个刚生出来的孩子,或者是一个哑巴说的。请注意,某些人把这种有一定功效的绿豆和迷信混淆在一起,老百姓就很难区别。又比如:春节燃放烟花爆竹是一种民俗,我们不可以简单扣上迷信的帽子。

这些年科普工作做得有些缺陷,虽然强调科普,但很多人就把科学当成了科技,进而又把技术当成了一种商品。科普的目的是使科学探索精神深入人心,所以既不要迷信科学更不要迷信“迷信”。

解决心理问题需要不骄不躁,要好好分析,例如:哪些是迷信,哪些是民俗,哪些是习惯。哪些是科学的方法,哪些是非科学的方法。哪些是伪科学,哪些是前科学,哪些是潜科学。比如,有一个方法,叫做心理暗示法、安慰剂疗法,简单地说,就是如果发明了一种新的药,譬如消炎药,经过动物试验,最后要拿到人体进行试验。这个时候,就必须得有对照组。所谓对照组,就是随机抽取两部分人。比如每组100人。其中100个人给他吃的是这种新发明的消炎药;另100个人,给他吃跟这种消炎药片外观上差不多大小的无害淀粉片。但是这200人都认为自己吃的是这种新发明的消炎药,通过这个实验,我们可以排除心理暗示的作用,获得这种药片真实的有效率。以往的经验告诉我们安慰剂、心理暗示在人群中的有效率不会超过30%,但是人和人的差异很大。有的人很容易接受心理暗示,你可以做一个实验,不告诉他这种药片实际上是淀粉药片,告诉他是一种非常先进的、美国进口的、连美国总统得了病都要吃这种药片……如果有人信并确有一定效果,实际上就是心理暗示在起作用。任何一种新药,都得进行这种实验。都得有对照组,必须排除心理的暗示的影响。但我们近年来对科学的方法,科学的精神,宣传得还不是太够。

六、贫富差别问题

现代经济学认为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社会学认为社会经济增长是社会公正的副产品,一个社会公正了,经济就会快速发展。近年来,中国的政策是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但还要走共同富裕的道路。共同富裕还不等于同步富裕。现阶段贫富差别也不宜太大。现在判断贫富差别通常用基尼系数的大小来衡量。基尼系数为02,可称为绝对平均,基尼系数06可称为绝对不平均,基尼系数到了04需要引起警惕。中国内地的基尼系数,已经超过了039,也就是说超过了美国的038,接近了警戒线。学术界认为我们的基尼系数已经达到了045,这反映出越来越大的贫富差别。比如农民工问题,农民工在北京的月平均工资是499元,去掉一个月的吃住,估计能剩200块钱。当然是低收入者。这时候,如果他们一两个月没活干,没有收入,如果再得病,就要花好多钱,就更惨了。而且,农民工干的是脏活、苦活、累活、没人干的活,有毒的活,有害的活,高温的活。同时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十分严重,中国现有4000万失地农民,水库难民4000万。环境代价、失地农民,问题非常严重,现在讲可持续发展,不解决这些问题,社会怎么能协调?温铁军说农民头上三把刀:上学、就医、打官司,即三条蛇咬老百姓,黑蛇、白蛇、眼镜蛇。

七、建立信用等级评估体系

现代社会都要有一个信用的记录。通过信用记录,进行信用的评估,根据评估的结果划分信用等级。如果我的信用等级是3A级,没钱也不要紧,可以借钱。现代社会,必须得有这样一个信用的平台,信用的评估体系。像随地吐痰、乱吃野生动物等不良行为,也可以纳入到信用评估体系中去。建立符合国际惯例又具有中国特色的三级信用评估体系是当务之急。即对国家主权信用、一般企业信用和自然人信用都要有记录,都要有原始数据。这是建立危机应对机制的基础工作。

八、犯罪问题

人类社会自古就存在着两种不同的价值观。一种是目的美,另一种是过程美。一种是目的、目标、成果、结果优先,以追求成功、赢得胜利为第一目的,甚至为唯一目的和唯一价值。另一种是过程、手段、方法和途径优先,以追求过程的合理、手段的美好为第一目的,甚至为唯一目的和唯一价值。西方哲人说:“手段是正在形成之中的理想和进行之中的目的。人们无法通过邪恶的手段达到美好的目的,因为手段是种子,目的是树。”俗话说:仇恨的种子发不出善良的芽,更不可能长出美丽的树。东方哲人说:“以正治国,以奇用兵。”所谓正,是指公平、公正。强调过程的合理、程序的正义以及手段的谨慎的选择。坚决反对不择手段。所谓奇,是指阴谋诡计,非常规的方法。强调不择一切手段,不惜一切代价,达到目的,取得胜利。治国、建设国家,或者促进社会的良性运转、良性互动,持续并持久的发展和用兵、打仗、武斗、战争的原则是不同的。古人说:“兵者,诡道也。”反间计、苦肉计、美人计、连环计……不一而足,所谓兵不厌诈。“兵”这类事,产生于人性和社会的残缺部分、阴暗部分、邪恶部分。人类利用邪恶的手段、欺诈的手段、恶劣的手段、非常规的手段可能会赢得胜利,取得成功,达到目的,但却不可能实现国家的全面、协调、持续和持久的发展。更不可能促进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

青少年犯罪是社会现象,有其深刻的社会原因,如在学校老师对学生要以正面教育为主,不能挖苦打击讽刺,这是教学的一个铁律。一个年满18周岁,有行为能力的人,如果犯了罪,对自己的行为应负完全责任,但是,家长、社会、朋友、同学、教师、政府也要负责。现在文明国家废除死刑,原因是死刑是人类狭隘的报复行为,研究犯罪发生学和犯罪预防学的人发现,不能妖魔化一个人,不能说这个社会挺好,就是罪犯不好,人类的报复有四个,一是族群报仇,千刀万剐,是极其野蛮的,这是恐怖主义行为;二是血亲复仇,文明程度有所提高;三是同态复仇,一命抵一命,杀人偿命,欠债还钱,不搞株连且罪刑法定;四是废除死刑,改为终身监禁,强调人是环境的产物,犯罪是社会现象,不过分地追究个人的责任。只要做到以人为本,社会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才是可能的。强调人人要反思、反省、忏悔、自我批评,就能做到预防犯罪。那种所谓的“乱世用重典”、“严刑峻法”是典型的社会恶性互动。

人犯了罪在监狱里有一个心理调整期,追悔莫及,特别是青少年,反思自己为什么这么穷凶极恶。我们应树立法治思想,罪刑法定,不能滥用法律,以实现文明古国的伟大复兴。

九、腐败问题

这一问题是人民群众关注的社会问题,近年来处理了一批高官,如胡长清等,腐败的风险系数是4%,太低了,官员不腐败才怪,风险低,好处多,解决问题的思路是标本兼治、提高腐败的风险,让国家公务员能过一个有尊严的生活,就是让公务员不愁吃穿,让其子女可以接受良好正规教育,养老、医疗没有问题,带薪休假等。使公务员不敢贪、不能贪,让他们认识到,一旦被抓住,政治上身败名裂,经济上倾家荡产,心理上追悔莫及,从而不得不权衡考虑,是过有尊严的生活呢,还是去腐败?把风险系数增加到60%,也就是说他腐败100次有60次会露了脚,那样中国的反腐形势就会好样,就会走极端,因为搞运动没有用,关键是保持社会良性运作,中国人一定要树立公民意识,摒弃报复心理,管理自己,洁身自好,不要行贿、送礼,毒化社会空气。

十、社会变迁问题

社会学研究社会变迁、社会互动、社会问题,保证社会协调发展。社会变迁有6种形式:改良、革命、造反、动乱、乱动、改革,改革是根本的变化,自上而下,革命是深刻的变化,变阶级、变关系、变结构等,自下而上。韦伯把社会上的人按财产、声望、权力分成底层、中层和上层。如果社会垂直流动,精英往上走,上智下愚,社会就会发生改革,如果垂直流动渠道被切断,如清末废止科举,但没有更好的渠道让精英往上走,没有更好的制度创新,统治阶级迅速衰败,精英在底层,就要发生革命,下智上愚。革命和改革的诉求都是根本的变化,社会学主张不变阶级、社会、结构,主张改良,可持续发展,主张渐变,反对突变。使社会良性运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