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三角一体化中的经验与问题和对珠三角的启示
今天下午温总理召见温铁军等七位经济学家谈当前的经济形势，来不了，本来是由他（温铁军）来讲第一讲。我是温铁军的同事，又是这次活动主办方的代表，只好由我来救场。
讲三个问题：对当前宏观形势的认识；国内三大都市圈竞争态势；长三角一体化的经验、问题。重点讲讲长三角对我们珠三角的启发。
一、对当前宏观调控的认识以及地方如何应对此次宏观调控
我最近到基层，写一些调研报告，走了许多地方，所到之处大家都在谈当前的宏观形势。我们杂志社有一个《改革内参》，集中了一批专家，这方面的观点很多，相对来说是一个比较权威的小平台、小圈子，我们最近也经常性地就宏观调控问题做一些小范围交流。今天我先在这里谈几点我个人对此次宏观调控的认识，这些认识是在与北京的专家们交流时形成的，也是我最近在长三角、珠三角一带走动时逐步清晰起来的。
2003年8月份与樊纲在一起，他讲，如果我们国家可以成功地克服此次经济过剩，做好宏观调控，可能今后若干年就有比较健康、比较长时间的发展。听了这话，我很惊讶。刚刚才说过 “通缩”、“积极财政政策”没多长时间，怎么突然又讲宏观过热，有膨胀的迹象。樊纲提出经济过热，主要是固定资产投资很快。在樊纲之后，我又听到更多的学者讲过热的问题。甚至还有比较极端的说法，讲三大过剩，甚至讲经济危机前兆。讲三大过剩，产品和产业过剩，资本过剩，劳动力过剩。大家知道，劳动力过剩，这是自中国近代化以来就一直面对的基本问题，是中国的基本国情，不是现在才出现的，与经济周期无关；而资本过剩也是结构性过剩。江浙人、闽粤人做产品，做实业，都是中小企业打天下，这些企业这两年反映最大的问题就是融资难，出现资金饥渴症。资本不是过剩，而是短缺，严重的短缺。大多数企业还是靠做产品赚钱，少数企业开始在资本市场上圈钱，拿钱赚钱，更有一些有本事的利益集团靠权力、靠批文、靠发行钞票赚钱。这类企业在北京，在上海，在大都市。所以呆在大都市的经济学家们看到的是资本过剩。至于产品和产业过剩，我觉得这是市场经济的一个常态，我们90年代中期后从短缺经济进入过剩经济，从卖方市场进入买方市场，这是个必然转变，没什么大惊小怪的。马克思讲，产品的平均利润率下降规律，讲的就是市场经济会出现供大于求。但利润不为零，还有源源不断的企业从事生产，就是通过竞争和产品的差异创新解决了平均利润率为零的问题。只要人的欲望存在，供给大于需求的问题就可以解决；通过产品的差异化，可以满足人们不同层次的需要。我们曾经担心彩电过剩，但是恰恰是激烈的竞争，使我们成为一个彩电大国。所以，三大过剩与经济过热没有关系。
根据我在北京接触到的情况看，多数的学者认为目前的经济形势是局部过热，还没有达到全面过剩、通货膨胀甚至是经济危机的程度。
局部性的经济过热的确存在。有两个表现：一个是原材料方面全面涨价。尤其是三大原材料，水泥、钢铁、电解铝。钢铁4月份涨到了4100元左右，但现在也回落了；另一个就是能源涨价，电力紧张，运力紧张。2003年浙江很多地方开三停四，开三天电闸，停四天，使得很多合同订单无法交货，要赔偿，造成很大损失。但怎么看待这两个现象？我们来分析一下这两个现象背后的原因。三大原材料涨价，我觉得主要因素是因为房地产的发展和汽车产业的发展。这两个产业是新兴的产业。从初步小康向全面小康过渡的时期，也是我们国家消费升级的时期，从生存型消费向发展型享受型消费转变。这个时期消费的热点不再是电视、冰箱、洗衣机、空调，而是汽车、住房、保险，所谓的“新三大件”。在汽车、房地产两个产业的推动下，原料、能源、运力方面都比较紧张，也是涨价的最主要的因素。房地产的飞速发展带来了水泥钢材的涨价。汽车产业也是这样。发展汽车就要修高速公路、需要钢筋水泥。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正常的推动。汽车、住房中很大一部分的需求是真实的需求，据有关方面的测算，普通住房在今后的一两年中，我们还有至少1/3的缺口。而且，房地产上的投机因素是可以控制的。比如说我4月份到上海，上海规定期房只能买进，不许卖出，炒期房的风气很快就刹住了。现在杭州市区的房子已经没有几千块的了，但是我想杭州的房地产走高应该是经济发展、人们的收入水平增长的一个必然结果。浙江，人们的收入结构已经从多少年前的金字塔结构转变为橄榄型结构，有了第一套房想再买第二套房。汽车的情形也是这样。我们国家的汽车发展才刚起步，需求起来了，供给这一方还没有搞活。80年代，韩国、日本的“中学生车”已经流行，但我们的汽车消费还刚刚开始。我认为这两个产业推动价格的上涨，属于正常，不是投机，不是过热，没必要去调控。
从大的背景上看，我们国家处于工业化的中期向后期过渡的阶段。这个过渡期有两个特点，第一是由一般制造业开始向高等级制造业提升，产业正在升级，重点是发展重化工业和设备制造业。第二，在这个时期城镇化、城市化的步伐大大加快。但是我们必须认识到，产业升级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我们国家的一般制造业也可能还需要再发展十到二十年，不能说现在我们在一般制造业领域出现过剩就不搞制造业了，其实还需要搞好制造业，包括墨西哥、巴西都想当制造业大国。讲过剩、讲产业升级特别要慎重，我们还处在一个“土木钢铁时代”。要发展，水泥、钢铁、砖头，这些东西目前还没有什么成本更低的东西可以代替。很多人对江苏、浙江、广东的发展提出反思，认为是一般制造业发展过热了，需要刹车，这是不对的。浙江人发财就是靠一般制造业，而且还形成了形形色色的产业集群。有人说，神舟五号65％的部件是进口的，三峡工程很多重要的机器设备也是国外进口的，这没什么错。进口能达到目的，也行。
在工业化中后期，城镇化、城市化快速发展。城市是由集镇到城镇到小城市再到大城市、大都市的发展过程。这其中主要是交通工具的变化，集镇是以步行为半径，城镇以自行车为半径，发展到大城市、大都市、都市圈主要是靠汽车、轻轨和高速公路。在这样一个快速城市化的时期，土木钢铁等原材料紧张是有客观背景的。
但是，能源的紧张，尤其是电的紧张，这完全是人为原因造成的错误，是决策水平低下造成的。中央垄断，地方企业不许办电厂。关闭小煤窑，很多地方现在都非常后悔，如果当时我们能把电厂建好，就不会有电的紧张，而且煤价上涨，也能得到好处。实际上，电的紧张不怪企业，不怪地方，不是发展或过热的错，要怪中央政府的决策水平。很多企业拿了国外的订单交不了货，有的订单推迟一倍时间还交不了货，要给外方赔钱。企业作为纳税人，按理说应该追究决策者的责任。所以电紧张不是经济过热造成的，而是计划经济思路人为地造成的电力紧张。现在，一些地方和企业形成了一种“逆调控”的发展思想，中央说“压锭”，就发展纺织，中央说关闭“小钢厂”、“小煤窑”、“小电厂”，恰恰需要在这方面大干快上。这样下去很危险，但怪谁呢？
再说运力的紧张，也是一样。我们的铁路是高度垄断，每年到春运的时候，外面打工的人需要回家的时候，而铁路正是涨价的时候。我们要不要宏观调控呢？要，在这些地方才要加强调控，而且要更多地引入市场机制和民营资本。所以，有经济学家提出，再不要叫“宏观调控”，应该叫“宏观调节”，因为“宏观调节”的话，经济手段比较多一些。这次调控，实际上我们还是在运用行政手段，发改委、国土资源部、建设部，运用的是“一刀切”、“下猛药”的办法。土地，很多地方对土地一刀切，冻结半年，有的地方连流动资金的贷款也停了。我尤其认为，不要轻易地去查民营企业，不要变“宏观调控”为“微观调控”。谁投资，谁受益，谁决策，民营企业投资钢铁亏了他自己担着，我们的政府总是关心“低水平重复建设”，这事是政府管的吗？现在迫切需要制定《投资法》、《融资法》，落实新宪法和中共十六大对民营企业的待遇。政府管好自己的土地官员和金融官员就可以了，别直接插手微观经济事务。
我觉得，经济学家有一个不好倾向，好像不说话别人会把他当哑巴。经济冷了，千呼万唤，要找亮点，经济热了，又说要调控。现在中国已经是市场经济国家了，管他欧美承认不承认，我们的微观基础确实变了。好多经济学家还是“综合平衡”的概念，一有风吹草动就哇哇乱叫，包括吴敬琏等人，其实都还是计划经济的遗留思想。没有理想的市场经济，理想的市场经济就是计划经济。
我发现北京的经济学界有一大怪现象。就是“供给创造需求”，说反话，总是一鸣惊人，北京这地方是一个最大的学术市场，什么观点都能兜售出去，说出来，等着别人来臭你，能把话说得让人恶心，也是能耐，也能提高知名度，这就是供给自身创造的需求。这样，会搞巧的人就把学术市场细分，主流挤不进，就专批主流。等哪一天知名度提高，地位提高，离政府离高层的距离近了，这些人又开始顺着政府说话，惊人的话、极端的话是少了，但独立判断独立见解也丧失了。更为直接的，一些经济学家在谈具体经济问题时，揣摩别人的“意识形态”企图，先给自己设定一个“政治正确”的前提，然后再与你讨论问题。这次宏观调控中，我们听到有经济学家说“宏观调控是政治问题”。这简直有点不讲道理了。
唯一要进行宏观调控的理由来自银行。我们国家一旦经济过热，遭遇泡沫，银行背不起。我们的金融体系是个豆腐架，因为我们的银行是为国有企业服务的，要始终如一地填这个黑洞。银行不良资产率正式公布的在20％左右，有专家估计在40％左右，银行坏账非常严重。我们的银行和股市被绑上了国有企业这辆战车，走上了一条不归路。中央政府讲，“重中之重”是“三农”问题，其实，中央政府最关心的是金融问题。中央电视台什么黑都敢揭，就不敢揭金融方面的黑。有怎样的国企就有怎样的银行。我们的国有银行，缺乏市场观念、竞争观念，太脆弱，它们经不起一点点风吹草动。前一段时间各大超市抵制刷卡。银行一刷卡刷走3％，而超市的利润大家知道，也就是3％—5％。但是，抵制又有什么用，在中国，银行除了国有，没有第二家。银行这种不讲道理的体制，只是依赖国家，所以银行千万不能出问题。如果发生地方性的金融危机，买单的是政府。我们最后只能用国家信用来挡，挡得不好，连国家信用也没了。
此次宏观调控还有一个背景就是强调“科学发展观”。我完全同意“科学发展观”。但对此，地方的同志，头脑也要放清醒。“科学发展观”不是不要发展。经济还是要发展，中国是一个发展中的国家，不敢说是新发展起来的国家。发展中国家，不发展经济，干什么？还是原来马克思讲的，物质资料的生产是人类生存发展的一个前提。我们现在不能讲新发展观，就批评原来的发展是错的。GDP拜物教不对，但没有GDP行吗？不是说GDP发展带来资源的损耗吗？是的，但GDP的内涵是新创造的价值。这块价值主要是人创造的，不是向大自然中攫取的。我们还需要把更多的新思路用到发展上，扭住发展不放松，中央的决策也是这样。举个例子，二板市场上马，在这样一个时候，该发展的看来还是在发展，而且首批上市的几家都是民营企业。最近，温州9家企业联合成立了“温州财团”，这是一个信号。在温州这个地方有几家可能形成地方性的金融市场。这种自然形成的市场才是比较正宗的，温州人买温州的股票，信息对称，而上海人买了新疆的股票，就不知道这个企业是什么样。我的意思是，我们该发展的还是要发展，只不过，要讲求发展的艺术，不能撞高压线，不能往枪口上撞。要把中央的政策和本地的实际结合起来，不要搞教条主义。中央说“抓大放小”，省、县、乡、村没必要都去“抓大放小”；中央讲“公有制为主体”，省、县、乡、村都“公有制为主体”，那就大错特错了。
我刚才所讲，主要是站在地方的立场上，站在民营企业的立场上。而且在这里，我还可以告诉大家，现在这个特殊时期地方如何发展。内控外不控，内部搞宏观调控，但可以市场向外发展，人才向外发展，材料也可以向外发展。宏观调控时期，物价走低，这是设备改造和更新换代的好机会，也是员工队伍吐故纳新的好机会。很多地区开发区不办了，就换了一个名堂叫投资区，这固然不对。但在“一刀切”的土地政策没有松动之前，可以不征地，但可以改作租地。同意不同意租地，老百姓投票，租金也是大家谈判。这些事，地方领导人也要敢于负责任。千万不要停下来观望。强者发烧，弱者吃药，发达的越发达，落后的始终赶不上趟，我们国家在地区改革与发展问题上历来如此。说企业和基层政府不要试图与中央政府博弈，但实际上这是一个地方与中央政府博弈的时代。要发展，就要博弈。这是体制决定的，分税制，还有国有资产分级所有，地方有地方的利益，地方不发展不能生存，在分税制中，地方通过发展得到的收入才能由地方收税。没有一定的经济增量，地方就死定了。
“铁本”算是撞到了枪口上。“铁本”是怎么回事，我想多说几句。我曾在长三角工作多年，也专门研究考察过这里的钢铁市场，我的很多朋友也认识“铁本”的老板戴国芳。“先用后征，分拆审批，抵押贷款”，这些年，大项目走的都是这个套路。“铁本”他们把几千亩地分为几个项目批，这是撞到宏观调控的枪口上。但这不怪“铁本”，这完全是苏南地方政府竞争的结果。狭义的苏南指的就是“苏锡常”，但这些年“苏锡常”变成了“苏无常”，什么意思？现在苏州、无锡在发展，但没了常州，因为它走下坡路，经济总量只是苏州的1/3，无锡的1/2。常州的国有企业曾是最多的，但现在国有企业不行了，乡镇企业也不行。苏南的“乡镇企业”全没了，我1999年写了《苏南模式的终结》，就写的这个事儿。
长三角是一个扇面，上海是扇柄。越往扇的末端，发展越慢。而常州属于扇面的末端，在招商引资方面就没有优势。招商引资距离上海最近的昆山好于苏州，苏州好于无锡，无锡好于常州。长三角有三大产业：普通制造业、IT业和重化工业。普通制造业取决于中小企业，常州相对落后；IT业取决于距离上海的交通半径，常州没优势；沿江产业带是重化工的产业带，但常州的江岸没有纵深，无法完成产业布局。常州招商引资，大项目引不来，常州市的领导非常着急，但条件不如苏州、无锡，没办法。常州的发展战略曾经换了多个思路，如“旅游兴市”、“商贸兴市”、“科技兴市”等等。现在的思路变为“工业兴市”，他们终于发现了“工业是万利之本”这个简单道理。但工业怎么搞？现在的市领导终于发现，要搞民营经济，而且必须是大项目。于是乎，就扶持民办企业发展，此时，他们发现了一个优秀的民营企业家——戴国芳，也看到了一个好项目——钢铁。地方政府间竞争，“铁本”被推到了前台，当然，依靠政府的资源发展自己，“铁本”也一拍即合。但现在的结局是，贴了本不说，把人也抓起来了。
我还担心常州。90年代，无锡“邓斌集资案”32亿，为锡山种下祸根，华夏第一县从此消失，现在，常州为“铁本”揩屁股也需要53亿元。钢铁厂的地基一旦建成之后，土地完全是报废了的。我打算去调查一下经历了“铁本”案之后的常州，常州的损失是不可估量的，我想它几年之内翻不过身。最近听说上海的宝钢要接手“铁本”，这是好事，但总有些“趁火打劫”的味道。我们的宏观调控总是拿民营企业开刀，这又是一例。“铁本”出事之前，是一家年销售收入17亿元的很不错的企业，在常州是不多见的，当“铁本”喊出年产钢铁从80万吨跃升800万吨的时候，华东的所有钢铁厂无不惊出一身冷汗，华东的钢铁市场竞争几近白热化，这一点我非常了解。钢铁市场上分蛋糕，你多了，他人就减少。此次宏观调控，对宝钢一类的大型国有企业而言，土地、资金一点不受影响，同时还是大上项目的时候。民营的竞争对手倒了，他们就来摘桃子了。
二、三大都市圈及其竞争力比较
这几年，大家听到很多全球化、区域化的口号。在全球化的经济形成的同时，各个地区形成了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迹象，像欧共体、北美自由贸易区等等。经济全球一体化、区域经济一体化同时并列在进行，区域一体化可能是全球一体化的前奏和必要的前提。80年代我们有一个学者说，从前是大西洋时代，今后是太平洋时代。美国的西海岸就是太平洋的东海岸，飞机、汽车、软件业都分布在这里。同时，在太平洋西海岸崛起了一个亚洲雁阵。领头雁是日本。韩国、台湾地区、香港、新加坡“四小虎”是右边的一捺，左面的一撇是中国的东南沿海，现在形成了一个东部沿海地区的三大都市圈，以后也很有可能形成一个大的都市带。太平洋的经济圈正在形成，现在也初具规模，有些人叫这个为“泛亚经济圈”。
“都市圈”这个概念是美国有名的经济地理学家戈特曼提出的。简单讲就是以特大城市为中心形成的一个圈状经济，一个城市体系，一个城市组团。戈特曼是20世纪50年代提出这个概念的，他那时就把中国的长三角定位成“有可能成为未来世界的第六大都市圈”。《人民日报》有一版专门叫“第六大都市圈”，看来这个概念和提法官方也认可了。都市圈的特点是城市要形成体系，交通要非常发达，其中最重要的是要形成一两个超大城市或特大城市作为核心城市。核心城市有两大作用。首先起的是集聚作用，把优势生产力集中起来。集聚效应造就一个非常好的投资环境，只有积聚起来才有发展，比如说IT业，积聚起来才能减少信息屏障，产业积聚之后才能减少库存。核心城市的第二个作用是辐射带动作用，通过它可以带动周边的城市，很多大城市带动周边的小城市，就是所谓卫星城市，上海和苏锡常比较典型。积聚和辐射是一对矛盾，积聚是吸引力，辐射是反吸引力。
中国的三大都市圈的提出和逐步成型也基本上与全球化、区域化的趋势不约而同，同时出现。而在国内，京津唐、长三角、珠三角这三个地方也几乎是不约而同地提出了都市圈概念和经济一体化概念，而且都强调一个“大”字。珠三角早就有，原来的小珠三角就是在同一个省政府下珠江两岸的近十个大中城市，但前两年，李长春同志在广东时提出的“泛珠”概念，这个概念就有一个圈的意思在里面，就是强调“大”。以香港、广州、深圳为核心，把广西、江西、湖南、福建的一些大中城市长沙、南昌等也包括进去，这可以称作“泛珠三角都市圈”。大家担心泛珠是不是不切实际。我告诉大家，都市圈的交通半径不是以距离计算的，是以时间计算的。一般的城市圈陆地半径是4小时，4小时能够到达就算这个圈子中的一个城市。4小时是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当天能往返。国际IT产业布局有一个空间的半径，即陆上的机场交通半径是半小时到1小时，为什么呢？也是要讲当天有一个往返。很多IT产业投在虹桥国际机场附近，就是想一天往返。空中坐飞机3到4小时，然后坐车1个小时，刚好一天可以来回。韩国、台湾地区、新加坡都是这样。上海在浦东建了国际机场，把虹桥国际机场国内化，支线化，IT资本统统往浦东国际机场附近转移。为什么？空间的半径决定的。
北京是2001年清华大学吴良庸院士提出搞大北京，把大北京建设为一个世界性城市。这个世界性城市不同于国际性城市，它比国际性城市高一个层次。世界级城市的依据是什么呢？吴院士说，国家和国家的竞争有可能是世界级城市与世界级城市的竞争，法国有巴黎，日本有东京，中国还没有形成一个世界级城市参与国际竞争。大北京的规划是北京天津之间这条线上，有廊坊、唐山，北面到张家口、承德、秦皇岛，南面到保定。形成明显的一个大三角形。现在有些人在这个概念基础之上，提出一个环渤海经济区，实际上也是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意思，但环渤海经济圈甚至把内蒙也放进去了，我觉得这个圈太大了，可能不是戈特曼意义上的都市圈。
长三角都市圈也叫“大上海都市圈”，80年代曾经叫长江三角洲经济区。其实，上海是1992年开发之后慢慢成为长三角老大的，80年代时上海在江浙面前没有号召力，做不了龙头老大，直到去年“两会”上海提出长三角经济一体化，但上海的领导不直接提，让浙江和江苏提，背后的潜台词是我上海要驾驭江浙。现在已有实质性进展，如新闻一体化、交通一体化、旅游一体化、环境治理一体化。长三角都市圈主要是15个地级以上城市组成，现在准确的说法是15加1，加了一个浙江中南部的台州。
大北京、大上海、泛珠就这样先后提出来了。现在，有人把这三大都市圈比喻成中国经济的三大引擎，或三大龙头。有一点很清楚，今后区域之间的竞争有可能是大城市之间的竞争、都市圈之间的竞争，区域竞争将是都市圈之间重量级的竞争，要看你有没有特大城市，有没有形成圈，形成带。三大都市圈现在的发育怎样？是一个什么态势？我想把这三大都市圈作一个简单的比较。这三个都市圈子从竞争力上看，聚集竞争力最高的是京津唐，也即大北京；制造能力最强的是长三角都市圈，即大上海；而开放程度和制度竞争力最高的是珠三角。我简单解释一下。北京是咱们国家的权力中心、文化中心，也是一个科技中心。北京的积聚能力是非常强大的。由于北京是一个权力中心，很多要素往它那里集聚，是计划配制资源的中心。很多在北京的公司，可以打北京的旗号向全国集中资源。我刚到北京的时候，很不适应，怎么这里的管理这么混乱。北京的同志说，北京的资源太多了，用不着像江浙一样精打细算。人才哪里都有，但是北京最多，各样人才最齐备，为什么？交换频繁，容易发现价格，它有巨大的需求市场。为什么中关村一搞高科技就能搞起来？国家的科研院所高等级的都在北京。这就是它的积聚竞争力。北京之所以成为经济中心主要是权力在起作用。在中国城市发展史上，有两种类型的城市，一类开封型城市，是收地租的地方，而工商业都是他的附庸。另一类是苏杭型城市，苏杭是依靠工商业和日常交易发展起来的城市。在京津唐都市圈中，北京的吸引力最大。北京过去是三环，现在开始修六环，它只是把北京做大，不断地聚集，才能发挥某种扩散效应。北京在发展，天津和石家庄永远也发展不起来，大树底下没大树。这一点与长三角都市圈不一样。上海有吸引力，但同时有辐射效应。“苏锡常”、“杭嘉湖”的人并不把上海看作梦中的天堂。长三角的优势除了制造能力外，还体现在区位优势上，它有上海，上海是万国码头，运输实力远远超过东京、新加坡、台北，而且上海还可向内辐射，它有一个黄金水道——长江通道，长江的航运能力非常强大，不像我们的珠江，长江下游的航运能力相当于20条铁路。中央政府一定要把上海做成一个中国乃至亚洲能撑得起来的城市。金融中心肯定是先扶持上海，然后才是香港、深圳。
邓小平说他有两个遗憾，一个是没有搞好年轻人的政治信仰教育，第二是上海的开发开放搞得太晚。1992年上海的开发，外资的引进使整个长三角经济高速增长。大上海的制造业的竞争力是最强的，它主要是有好的产业基础，城市体系比较完备，珠三角的城市体系是大城市发达，但中小城市、城镇的发展没有长三角那样体系完备。中国最好的产业工人在长三角。“苏锡常”、“杭嘉湖”原来就是一些手工业大城市，最早从农耕时代向工业时代迈进的时候，它们是最先进入到工业化的阶段的。在这里制造技术通过父子相传，原来的匠人、能人后来成了很好的工人和企业家，形成了一个很好的产业工人群体和阶层，商业气氛浓厚。20世纪30年代的长三角，因为有一些官僚资本，然后有一些江浙的民族资本、买办资本，形成了老上海的繁荣。现在它这里搞世界工厂，做世界加工业的基地，基础最好。
珠三角的优势是开放程度最高，制度竞争力占优。我想，这里有一个历史的渊源。我在江苏的时候，他们认为他们的吴文化是华夏文化的正宗。而浙江人就不正宗了，认为那是越文化。江苏人说起越人的时候有一种优越感。但胆子大就是浙江人，吴是正统文化，越是处于边缘的文化，越有创新的冲动。绍兴是越，温州一带是殴越，福建是闽越，广东这一带叫南越，广西云南叫百越，广东以南就是“非我族类”了，叫“越南”。越是“越”，越开放，珠三角传统皇权文化影响最薄弱。大家想一想，近代的很多事情都是从我们这里开始的，十三行、引进西方文化、资产阶级革命，搞北伐、改革开放、四大特区也是从这里开始的。近代以来我们处在改革开放的前沿地带，洪、康、梁、孙都是代表人物。我想，如果香港“一国两制”的地位不变，广州、深圳在制度创新上肯定是处于领先地位。广州人办报纸、办杂志参考的是香港、澳门的理念，所以办得好。香港的繁荣，也应该是中央政府时刻考虑的问题。发展珠三角不能复制上海的模式。从实际考虑，上海目前还不在国际主航道上，国际主航道离我们的香港更近一些。尤其现在台湾海峡局势还没有稳定的时候，上海那条航道发展还是比较有限的。
三大都市圈中最有意思的是长三角和珠三角相互可以做一些借鉴和启发。有人说，长三角基本上还是计划配置资源占主导，这是一个强势政府模式，这是一个地方政府比较强势的地方。也因此，基础设施方面我们长三角走在珠三角前面，IT产业慢慢从珠三角转移到长三角，主要是看重那里的基础设施，当然也有区位和劳动力素质。我在2002年专门把京津唐、长三角、珠三角的重化工制造业的发展，做了一个比较。发展制造业有三个条件，一个水、一个路、一个人，尤其是重化工业。长三角正在向重化工业发展，制造业对水和路的要求非常高，要大出大进，长江有这个优势，而珠三角可能要差一些。尤其是工业用水，以前重化工最好的地方是华北，但华北已经出现一个巨大的漏洞，地下水超负荷开采。还有人，广东有一个问题就是香港资本80年代进入后逐渐吸引了一批人才，但本地人才储备上比京津唐和长三角差一些。尽管后来也办了一些大学，但是人才的贮备还是比较弱的。但我们在能源、资源储备上比长三角要好一些，离南海近，离马六甲航道近。这三大都市圈的竞争，以后有可能形成一种错位发展，就是根据各自的优势，各自的人文地理条件和区位资源条件去发展自己的腹地，带动中国整个东部中部的发展。
三、长三角一体化对珠三角的启发
长三角在一体化进程方面应是走在我们泛珠的前面，泛珠三角提出还是比较晚的。所以，长三角一体化中出现的问题具有前瞻性，对我们珠三角有启发。我把长三角一体化的问题总结为六大问题。第一，谁的一体化。这里是一个主体的问题。第二，谁来一体化，这是一个过程和方法的问题。第三，一体化还是碎片化？分析一体化中的困难。第四，做单纯的加工业还是整体制造业？讲一体化的内容。第五，不缺资本，缺的是公平的投资环境。讲区域分割带来的坏处。第六，是关于工业化后期的发展观问题，就是在这个阶段怎么树立新的发展观。这些问题，我想泛珠过程中一定都会碰到，拿长三角的经验和问题来为泛珠进程提个醒，有好处。
第一，谁的一体化是一个很简单的问题。长三角一体化背后的潜台词就是叫大上海，把上海做大，虽然江浙口头上说是融入长三角一体化，但很是不服气。没有办法，上海就是龙头老大，别的不说，政治地位就在那里摆着。长三角的人事任命上非常讲究，现在江浙的一把手基本都由中央下派，上海的领导人可以进中央政治局或兼任国务院副总理，上海永远可以“挟天子以令江浙”。中央对上海的领导有一种很复杂的心态，但江浙对上海的领导更有一种复杂心态。上海领导说是去江苏考察工作，实际上是跑到泰州动员春兰公司搬到上海来。让这两个省的人尽量站到中央的立场上想问题，但屁股指挥脑袋，他们肯定会考虑本地方的利益。长三角有两种模式，以强政府的上海江苏模式来一体化，还是以市场主导的浙江模式来一体化，这里也有制度之争。仅仅以上海的龙头老大身份压制江浙，江浙也不服气。原来一个龙头三个中心，上海领导曾承诺把一般制造业向江浙转移，但是后来落实的时候有问题。90年代引资，把大项目放在上海，小项目才放在江浙。这两年，上海搞了一个173工程，在与江浙交界的地方划了一个
第二，谁来一体化？现在政府成了一体化的主角，政府唱主角，一体化就有了麻烦，尤其是搞优惠政策、差别化政策。各城市之间，冠冕堂皇是相互搞考察，实际上打听你的优惠政策去了。在长三角，一个外国大投资商的后面就跟着十几个城市的招商引资办的主任，你住五楼，我就住你下面的四楼，把你招呼外商吃饭的菜单都给你记下来，传回本地。长三角政府之间靠联席会议，各市都有一个经济协作办公室负责联络，但实际上政府办不了什么事。各级政府之间的横向联络非常成问题，管理学上有一个“法约尔桥”，这个桥始终架不起来。江浙交界的地方，虽然两个省的交往非常多，但是在行政区划上又是两个省，交接的村镇县在旅游景点、在水流利用、污染治理上非常糟糕，两个省一直在相互的挖墙脚，非得闹到中央去协调。所以，政府在一体化中唱主角，一体化始终做不好。我在浙江调研的时候，浙江的经济学家讲，现在讲一体化，不是政府马上往前冲，而是政府齐步退，让民营企业、让市场唱主角，欧洲的一体化就是这样，钢铁一体化、石油一体化、粮食一体化等，它是跨国集团和国际协作组织或大资本来搞一体化。浙江喊出“接轨大上海”之后，两地签了一个协议，说是国庆、“五一”长假期间，上海人到杭州旅游，酒店打八折，女装打六折。市场经济时代，这都是笑话，这些事是政府做的吗？能做得了吗？
第三，是一体化还是碎片化。长三角行政格局非常复杂，由于历史上行政格局的调整，江浙沪之间有非常深的积怨。现在一提划50个省或者是60个省，江苏的领导就特别慌，现在有些上海人一讲一体化就把昆山、吴江划给上海，江苏的领导听了非常反感。南京提出要建一个西上海、新上海，上海就慌，你也想做老大？老上海不是被边缘化了？长三角无形中被撕成了几片。前面我讲了机场的例子，上海为了发展IT产业，把国际机场搬到浦东去。虹桥机场离昆山比上海还要近，我上海土地这么昂贵，修了机场给你方便，我要把这个机场搬到浦东。这一搬，江浙就不满意，这边也要建国际机场，新建机场的选址又引起争吵。建港口也是这样，上海自己要建大港口，为了把上海港口做大，把苏南的出口货运放到上海去。这时，江苏人不干了，浙江更想不通，尤其是宁波，他做航运城市的计划就放空了，最后还是上海建洋山港，浙江也只好配合它，为什么？它挟中央之威。碎片化还有另一个表现。大家在讲长三角繁荣的时候，其实，繁荣就繁荣上海边上的几个城市，这是一个新的迹象，常州在衰落，镇江也在衰落，无锡的宜兴等地也在衰落。这也是一种碎片化。
第四，单纯加工业还是设备制造业。江苏省已经变成了一个打工省，普通民众打工化，核心技术不掌握在自己手中，结果出现了普通民众的收入徘徊不前的现象。和江苏不一样，这个浙江却是一个老板省，中小企业比较多，已经形成了很多个企业群体。但长三角的隐忧是只有单纯的加工业。如何把经营机构、研发机构也向这一带转移，使自己的一般制造业向重化工方向和高等级方向提升，这是长三角面临的下一个问题。对先发地区而言，这个阶段是必要的，但需要超越。苏州这方面觉悟得比较早，产业提升也有很好的效果。
第五，长三角不缺资本，缺的是公平的投资环境。讲区域分割带来的坏处，民营经济是最大的受害者，内外资的差别化政策，后果是严重的。其一，长三角的IT产业面临一些很不稳定的因素，现在招商引资中相当多是冲你的优惠政策去的，有一种叫候鸟型的外商，不进行基本建设投资，只租标准厂房，你有“三减五免”就到你那里去，有优惠政策他就多留一段时间，但是优惠政策总有一个期限，期限一到，它就转移到其他地方；其二，这样一来，这就压抑了当地发展，导致民营投资不畅。差别化政策和地方垄断造成了资金的投资门槛过高，民营资本、民间资本出现了结构性的过剩，结果形成长三角炒房团。一个地方的发展必须解放和发展当地生产力，一定要想办法把身边的资本给解放了，发展了。
第六个问题是，在工业化的中后期怎样树立一个正确的发展观。长江以前有很多著名的水产，而现在它的水再过两年就不能喝了。浙江现在最主要的不是电不够用了，而是水非常缺乏，水质性缺水。以前长三角这里是我们国家著名的水乡。由于生态恶化非常严重，捧到了金饭碗，却丢失一个美好的家园。另一个问题是，随着经济的发展，老百姓的精神压力越来越大。我一再呼吁这件事，发展经济是为了追求幸福，追求快乐。经济提升了，但是人们的幸福值在降低，这又何必呢。政府的GDP本位，老百姓的金钱本位必须进行转变。提问：一体化的进程中会给中国带来什么好处？广州以后会朝哪方面去发展出本特色？
新望：一体化进程对中国的好处前面我已经讲了，都市圈的趋势是世界经济发展的一套成熟经验，而区域一体化也是全球经济一体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区际开放在我国十分迫切，各地方要在竞争中学会合作。东南沿海不光是三大都市圈的，甚至有可能形成整个沿海都市带，形成个更大的一体化，我个人认为，在东南沿海应该集中我国10亿左右的人口，集中优势资源，在东南沿海发展。一体化进程应当对提升整个国家综合经济竞争力有巨大作用。
广州以后我想不论怎么发展，其在珠三角的地位应当是比较稳固的。广州曾经是我们做过南越国都的地方。在香港之前我们就有很开放的历史传统。改革开放前，广州在全国有独特的地位，现在的广州也仍然是国际大都市气派，它将是泛珠三角都市圈的核心城市之一。提问：有人说过长三角、珠三角未来会连成一个大的城市带，你认同这个看法吗？大概需要什么条件才会促使这个大城市带的形成？
新望：圈和圈有可能形成一体化，而且首先是把长三角和珠三角连起来成为一体化，但是刚才讲过，我们国家的行政区划非常复杂，省一级的区划力量是非常大的。我们国家长三角内部的一体化、珠三角内部的一体化比欧共体的一体化还要难。欧洲为什么能搞一体化，它的基础也是来源于三角洲经济。长三角、珠三角这两个地方，历史上也是有着非常多的联系的，比如人才的流动。这两个圈之间的福建和江西如果能尽快发展起来，情况将会更好，江西已经提出了融入到长三角中，打造江南经济圈，做上海的后花园，同时，江西的南部天然就是珠三角的一部分，语言、文化等等，都是客家人。随着台湾问题的解决，有可能使福建一些城市快速崛起，会出现包括厦门、漳州、泉州在内的厦漳泉都市圈，这个圈一起来，长三角、珠三角自然就连起来了。提问：北京现在是中国的“首堵”，还有北京的沙尘暴，北京的缺水，我个人认为北京作为首都，就是政治中心，而不是经济中心，北京在做什么的龙头？我认为它不适合做首都，我预测有一天会迁都。我很担心北京的未来。
新望：首先我想，再怎么迁，也迁不到广州来。北京人只有权力配置资源的概念，但北京对发展经济绝对不会放弃，北京要发展工业，譬如说汽车它也想要发展。现在北京也在积极地引资，北京的很多引资都要跟我们珠三角争，有好几个项目都是已经在珠三角、长三角比较考察过，而转移到北京去了。堵的问题从技术上可以解决。迁都合适不合适呢？我还说不准。但有时突发奇想，把首都迁到温州一段时间，因为我们首都的国家大机关的干部们太没有市场经济的意识，到温州来可以熏陶一段时间。提问：刚才你说到我国的三大都市圈，如果考虑台湾问题，三大都市圈谁的影响最大，如果台湾回归，台湾是否会成为第四大都市圈。
新望：台湾不可能成为一个都市圈。它只是一个岛。台湾形成一个世界级的都市圈的可能性不太大。现在还有几个重量级的都市圈，像重庆都市圈、武汉都市圈等等。提问：我们党的政策是政治经济。长三角在发展中的算计是图谋本地得好处，为什么没有得到有效管制？
新望：一体化是一个好的机制，尤其是在我们这样一个社会主义性质的国家，我们整个国家是一个单一制国家，但现在财政上有某种程度的联邦化的设置，地方之间、块与块之间冲击更大，引一个项目就是一个税源，这也就意味着地方政府能力的强大，而且我们国家的干部任命是按照政绩来的，只对上负责，就造成了相互挖墙脚，所以，政治体制改革要加快进行。提问：三个都市圈的发展中更多的体现在工业发展，从骨子里，三大都市圈，更具备农业发展的优势。工业的发展对自然资源自然环境的破坏会加大，你认为我们应该这么发展吗？
新望：我认为这是一个问题。但是经济发展的某些阶段是不能超越的。三个都市圈都具备发展农业的优势？我不这么看。我认为这三大都市圈主要是具备发展工业的优势。尤其东南沿海地区的农业都是8％、5％，江苏、浙江很多地区在3％、5％以下。有一位经济学家，他说我们国家目前处在土木钢铁经济时代，还没有到石油工业时代，没有到信息工业时代，更没有到太空时代。在这个发展阶段中，要尽量减少对环境的破坏，这是对的。
新望：我在海南时，海南提出融入珠三角都市圈，它有这样一种意识。当时成立省也不能说是不合适。当时他们说，海南不成立一个省很多好事都轮不到它，你们广州做什么事都想不到它。提问：我的建议是应该把海南改为广东的直辖市，减少了一些政府机构，老百姓也少一些负担。你怎么认为？
新望：现在的趋势只有可能把省再划小，不可能再并省。提问：如何看广州、深圳、香港在泛珠三角中的地位。
新望：讲地位还是功能错位，不是一个圈就一个核心。都市圈有很多种结构，网状、葡萄状等，地位取决于各城市在以后的发展情况。但珠三角的这三个大城市可能会形成其他都市圈所没有的特殊格局。提问：关于缓解现实中国紧张现状，有何良策？
新望：讲紧张，可能就是讲的三大差别，城乡差别、区域差别、人们之间的收入差别。前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长陆学艺写的《当代中国社会各阶层分析》，讲到收入分化、社会分化的问题。现在整个社会发生断裂，城乡差距、“三农”问题越来越严重，中西部的区域差距越拉越大。原来我们设想梯级开发，产业转移，根据这几年的发展看，发达地区恰恰是块状经济，形成经济带，形成自己的圈，不是转移而是回流，形成了产业积聚。原来想从东南沿海应该转移出去的产业，恰恰现在在东南沿海还在唱主角。富的越富，穷的越穷。所以，中央政府运用必要的财政手段来调节我们国家的区域经济发展是必要的。提问：泛珠三角经济圈谁当龙头，香港在泛珠三角中是什么地位？
新望：香港如果想做泛珠三角龙头的话，只有保持“一国两制”的政策不变，香港的地位一消失，对珠三角的发展是一个相当大的遏制。香港保持自由港的地位，对我们珠三角的发展会带来一个非常大的意义。提问：作为全球经济龙头，美国经济正在复苏，从而带动全球经济复苏，世界各国都在抓此次机遇发展自己，中国作为全球经济的重要角色，此时采取宏观调控政策是不是矫枉过正？我认为中国也应该抓住这次机遇开快车发展，调控应该是局部的调控，而不是全面的调控。不知这个观点对不对？
新望：要服从中央的政治决策。但是各地的发展要注意一些技巧、技术，把大政策与本地的实际联系起来。你的观点能自圆其说，经过了深入思考，我基本同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