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发展的另类思考
昨天上午按照预定的安排我应该来开第一讲，刚才主持人讲的是实际情况，我要去汇报一下对宏观调控和重大经济问题的意见，不只是我一个人，一共请了七位学者汇报情况，这是中央发扬科学决策精神的一种办法，更多的听取各个方面的不同意见。我觉得，这应该是一个很正常的事情，最好别把这些和什么“中共高层智囊”联系起来，这么说我觉得很尴尬，在座的也有我以前的同事，他们可以证明我不过是一个普通的、跑腿的、搞政策调研的研究人员，也许干的年头多了一点，又比较认真一点。当然，我也犯过很多被领导批评的错误，但是自己的毛病没有改，老是爱较真，就有了今天。（掌声）
毛主席说：“世界上怕就怕认真二字，共产党就最讲认真”。我自己今天仍然认为，不管别人怎么看，我还是应该争取做一个合格的共产党员，所以我就应该认真。社会上有些说法已经说反了，说“共产党最不认真”，我认为大家最好别这么随波逐流。我们的党中央、国务院对当前的问题，乃至于对中长期的问题是非常认真的，我希望大家保持充分的信心，尤其应该总结、分析、反思我们以往的发展过程，找出经验、教训，从正反两个方面总结，我们才能真的做到从胜利走向胜利。
一、题解：什么叫“另类思考”
我先解释一下什么叫“另类思考”。另类（Alternative）是个外来词，电脑的普及化使大家越来越知道使用转换键ALT，就是转换，它延伸出来的词意就是一种调转、不同于当前主流的意思，翻译成中文的时候，由于找不到更好的对应词汇，所以就翻译成“另类”。
“另类”这个词，很少见之于我们的报端，大家都知道，咱们的宣传工具基本上是比较主流的意识形态的反映，但是在民间，其实有大量的非主流的话语，这些非主流话语就可以归纳概括为“另类”，所以，凡是非主流的都可以叫做另类。
大家还应该知道，不同文化的话语要往一块掺和的时候，很多话语就没法翻译 。比如说“小康”，一般翻译为“well life”，可欧美研究中国问题的汉学家们认为没有办法理解，只好音译为“x i a o k a n g ”。中国近几年被党中央强调为重中之重的“三农”问题，怎么翻译成英文？中国在自己的实践中所提出的很多话语怎么翻译成英语？在座有很多英文比我好得多的人，谁能把“三农问题”翻译成英文？你怎么信、达、雅地翻译出来？再比如近年来总说农业产业化，在西方语汇中，农业本来就是产业，产业的产业化怎么理解？这些中国式的概念都没法直接用英语给予对应的解释。
其实这恰恰说明，“另类”或“差异”，不同的东西，本来就是广泛存在的，希望大家去理解，需要认真地去解释不同文化背景下的概念，然后才能明白，这个社会本来就是多样化的。而赋予了特定概念的词只是对一个话语的简单概括。
例如，从中国加快WTO谈判以来，江泽民同志关于“经济全球化”的提法就与一般人不同，他强调这个世界是多极化的，我国从来没有认同过“全球一体化”；亦即在加入WTO的同时，也提出了我们国家另类的全球化话语。某些时候、某种程度上，另类也可能成为一种主流话语。
二、“三农”问题：“另类”讨论的结果
长期以来我一直认为，中国的问题并非农业问题。最早提出“三农”问题是1995年内部发出的一个政策分析报告，认为政府不应该只强调农业结构调整，这是“三农”这个另类话语的第一次出现。此前的相关讨论是在1993年，农业部组织全国的蹲点调查，那时候我们有个组对安徽省作了一个分析报告，重点分析的是财政、金融、税收、流通等等非农业问题，写的报告叫《一个农业大省的困境》，得到了相当的好评。回来了以后，我也发表了一个调研报告，题目也是怪怪的，叫《如果欲知农，工夫在农外》，引用陆放翁当年的《示儿诗》的末句：“如果欲学诗，工夫在诗外”。
事实上，20世纪90年代初期和中期，我们并没有参与政策讨论的渠道，相关的不同意见往往以公开形式发表，我在1996年写了一篇文章，提出“制约‘三农’问题的两个基本矛盾”。文章讨论的其实也不是什么新问题，人地关系紧张不是老问题吗？自康熙年间人口大幅度增加、出现过剩到现在，中国的发展不都是受人口与资源关系这个基本国情矛盾制约的吗？1996年我们把这作为制约“三农”问题的常识拿出来发表，试图说明的，其实就是我们国家不存在纯粹的农业问题。
当然，在这些不同的意见提出的过程中，我也受过很多批评，因为90年代的主流，基本上是照搬西方的做法，似乎我们只要按照人家走过的路再重复就行了！
其实欧洲当年工业化也曾经造成贫民大量增加，工业化产生新的资产阶级，而旧贵族大都很抵制新的制度。人家怎么解决的？新的工业化打造坚船利炮，通过殖民战争把贫困人口送出去，同时把反对新体制的旧贵族也送出去，工业化过程中的欧洲大陆把大量人口移出，基本上是贫困人口移出，降低了内部冲突这种制度成本。
现在国际上有一个《南极公约》，任何国家都不能争夺南极冰冻大陆的主权。这也是世界结束殖民化时代以后的产物。而由于殖民化时代结束了，咱们中国的工业化进程中也产生大量贫困问题和农村落后问题，就只能内部解决。我们身处其中的这个阶段的历史条件让我们只能依靠自己内需发展经济，同时，对外强调“和平崛起”，承诺不向外扩张。
但是，当中国提出和平崛起的时候，却没有哪个西方国家真相信你的崛起会是和平的。因为那些发达工业化国家的崛起就从来没和平过，西方的崛起就是靠强占了大半个世界大陆。通过把自己的阶级矛盾转移出去，就有条件形成西方中产阶级主导的福利社会。
我们这个解释在西方可能就是另类，但在中国仍应该是主流。对于西方形成的这种工业化与殖民化互相伴生的历史趋势，我们现在强调的也属于另类话语，“希望再争取20年到30年的和平环境”，那样中国就能和平崛起。可无论我们怎样解释，人家根本不信。
美国哈佛大学的费正清中心是做中国研究的权威机构，很多美国的对华政策专家都是从这儿出来的。在中国90年代经济快速增长即将进入新世纪的时候，他们提出一句产生广泛影响的话：20世纪曾经因为日本、德国的崛起，挑战当时的国际经济政治秩序，而引发了两次世界大战；21世纪中国的崛起，也必将因为要求改变国际经济政治秩序而使人类社会面临极大的挑战。这段文字表述的意思是非常清楚的，尽管很客气。
所以我们讲中国应该和平崛起的时候，第一，人家不相信；第二，客观上不可能照搬西方的殖民化。就连我们现在提出一定要统一台湾，不承诺放弃使用武力，都变成了世界各个大的资本集团和大的政治集团跟中国做交易的筹码。西方手里的这个台湾牌，我们没法打。弄得现在无论是发展中国家的元首、还是欧美大国的议员，只要表示支持一个中国，接着就得开价。很多国内的问题也因此而复杂化。
当我们90年代照搬西方的时候，并非上上下下有谁不想照搬，但是，一来人家说你要惹麻烦；二来到中国人真去照搬的时候，才愕然发现这个事儿真还照搬不得！于是，我们这种90年代上半期的不在主流的说法，静悄悄地变成了主流了。比如说“三农”问题，进入新世纪之后甚至变成了“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2004年变成了全部工作的重中之重。这个“重中之重”，其实也特难翻译，在中国的特殊背景下形成的一句话中国人听明白了，外国人听至少要多花5分钟去解释。
三、重大战略转变也是个另类思考的结果
中国这种发展趋势的变化本身，恰恰就解释了另类和主流是可以互相置换的。
“对立统一”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个基本原理，也可以解释一下所谓另类，这实际上说的是一种转换，一种对多元化的世界本来面目的还原。如果什么东西还没有被人们充分理解，这时候它可能就是另类。我所说的另类，并不是完全超脱于主流之外，只是与大家所习惯接触的话语不同而已。
可能这样说学术味太浓了，接下来放松一下，我给大家讲一个笑话。我不知道广东这边是不是听到过这个笑话。有一位著名经济学家，当然是国外的而不是国内的，他有两个博士生，出去到林子里散步，发现前面有狗屎，甲突发奇想说：“你那么牛，再牛，能把这摊狗屎吃了吗？”乙说：“你给我一万美元我就吃。”乙吃了以后甲说没带钱，乙就说：“你欠我一万美元！”接着，他们又遇到第二摊狗屎，又斗嘴，反过来甲也吃了一摊狗屎，这样在钱上两人扯平了，但是每人都白吃了一摊狗屎，就觉得很窝囊，回去就告诉他们的老师。老师很高兴地教导他们说：“难道你们不知道自己做了什么？老实说，刚才你们两人已经创造了两万美元的GDP！”
这个笑话可能很极端，也可能很无聊。但这却容易联系到2003年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把过去单纯追求GDP的增长，转换为“综合发展观”，接着是今年进一步强调“科学发展观”。
大家知道，1985年之前咱们在医疗方面有多少开支吗？不到300亿元。到SARS发生的时候已经有7000多亿元，大概翻了30多倍，远大于GDP的增长；你们也知道，这些医疗卫生开支全进了每年的GDP。虽然这不同于吃一摊狗屎，但却是与大多数人的健康、卫生状况有关，和医院越来越多、可人们甚至不敢去看病相关。有一次我崴了脚到医院去，医生连拉开裤脚看都不看，就开单发药，收了500多块钱，这还是大医院呢！一般老百姓如果拿不出钱，就是要死人也不管。据最近一个地方报纸报道的情况，一位老人因为没有多少钱，被医院雇的两个保安拉出去扔到街上，据说医生本来想让保安打电话给急救站，然后给别的医院拉走；可由于保安不负责，没有打120让其他医院把老人拉走，结果这个老人死了。这样的医疗卫生也是在创造GDP，但弱势群体的健康和疾病预防却每况愈下，我们每个人都有权力问，这样的GDP好还是不好，利大还是弊大？
最近出版的《我们到底要什么？》这本书中收入的是我80年代以来的文章，基本上是我的另类思考的结晶。在这本书里，我想告诉大家，咱们还是应该有点另类观点的好。如果只是一味地按照主流的指导思想走下去，大家都追求GDP增长，以为一切就好了？做一点微观经济现象的描述就解决理论问题了？是这样吗？其实，你对任何一个领域的问题稍微做思考，都会发现我们以往被当作经验的东西，至少有相当多内容是值得反思的。
我想，2003年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强调“五项统筹”是和十六大提出的全面小康的大目标相关，和新的一届领导集体的产生有关。到底针对的是什么呢？随着经济高速增长，我们同时出现了“三大差别”扩大的趋势：贫富差距拉大、城乡差距拉大、东西部差距拉大。这就与邓小平当年的思想相悖。伟大的邓小平同志再过一个多月就一百岁了，他当年推进改革开放的时候，有一句话是垫底的，后来可能被很多人有意无意地给忘了。他说：“如果我们的改革开放造成了贫富两极分化，那我们的改革开放就失败了”。我谈到这种问题的时候是要靠背语录，才能保证我的话不出格。（台下笑）
因为我们确实出现了三大差别，而且差距在不断拉大，所以才需要执政党特别关注。
于是党的十六大提出要建立全面小康社会，为了全面小康这个大目标，我们就得实行“五项统筹”，只有在总体目标不改变的条件下，才能主动化解暴露出的问题。
四、对于当前宏观调控的另类分析
昨天的会议上，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一位领导就增长的问题讲得很清楚：我们是创造了高增长，但经济高速度的背后，是基本要素的价格都偏低。
首先是劳动力价格最低，除了柬埔寨、朝鲜、越南以外，我们是劳动力价格最低的国家。什么是劳动力价格太低的标准？就是资本家只给打工者连劳动力的简单再生产都不能维持的工资。这本来是一个长期存在的、明显的问题。劳动力的过低价格能长期支撑资本的高收益、经济的高速度吗？谁都知道这是不可能的，也是不能实现全面小康的。
第二个是资源要素价格低，土地、矿产资源的开发，是利用了资源的低价。在其他国家，资本家开发利用这些资源的时候，必须首先有补偿或者恢复机制。哪像我们！例如开采煤的企业把最好的煤层挖掉，甚至不把土填回去，最后造成寸草不生，土地变成戈壁。很多地方都是靠破坏资源、把价格压低来吸引资本投入，这是可持续发展吗？谁该对此负责呢？
第三再看资金价格。大家知道，这几年银行的资金借贷利率是最低的，再加上人民币升值，你得到的资金，如果把它做进口贸易，或者做投资，得到的实际上是低成本资金隐含的利差；是以所有的存款人被迫接受负利率为代价的。
看来，少数人用制度因素来压低劳动力和资源、资金的价格，并不是合理的，所形成的高增长未必是真实的，他们的高收入也很难说是完全合法的。
外国有人测算，说我国去年的GDP增长率是13％以上，其实并不是这样。我们国内是以压低要素价格而形成了高增长，实际上隐含了少数大资本掌握资源形成的财务收益，这个制度就制造这样的结果，它可持续吗？当然是不可能的。
如果我们上推50年做统计，中国经济在50年中生产总量翻了10倍，但是资源的消耗翻了40倍，客观上说，人口大国搞这种发展，确实是不可持续的。昨天温家宝总理也说，去年经济是增长了，但是看我们消耗了多少能源……现在新接任的领导人比较理性，的确重视可持续发展。但是，在领导同志没有特殊强调资源与环境的保护之前，一般从正常的微观经济学理论上说，企业就应该没有这种需求。当然，为了完成资本的原始积累，企业会有破坏资源环境的需求。那么，有需求就应该有供给？有个玩笑，说如果教会鹦鹉学说供给需求，它就变成经济学家了。我们是人，就不能只讲客观需求。
另外也有人从宏观发展角度强调：我们的工业化、城市化都还没有完成，现代化还没有实现……这种观点看上去言之有理，其实也“似是而非”。
众所周知，中国主要矿产和资源的人均占有量基本上在世界平均线以下，前年大家说中国已经成为世界工厂，去年说变成世界制造业中心了。可是，有谁注意到我们去年几乎用了1000亿美元去进口原材料。那些照搬国外经验的人，怎么不去比一比人家的外向度？欧盟的区内贸易占70％；美国和日本的对外依存度都不超过30％。中国去年是62％！为什么不做这个对比呢？我们不是靠内需扩大经济、不是靠真实的社会需求来拉动经济增长的。所谓世界工厂，就是为世界制造产品，达到62％的经济外向度，事实上必然挑战国际经济秩序，我们在世界产品和原材料市场都占了太大的份额，不仅在跟发达国家抢能源，抢资源，也在跟发展中国家抢出口市场。去年广交会开始时衬衣标价，后来不标价了，论公斤卖。2000年我在美国进修的时候，美国人告诉我：你们中国人生产的衬衣够我们每个美国人每年消费7件；你们生产的鞋够我们每个美国人每年消费12双。
一方面我们资源短缺却强行压低短缺要素的价格，在自己的企业互相杀价竞争的同时对外资实行“超国民待遇”，甚至让出国内市场；另一方面，国内产业资本不得不进行的、缺乏政府支持的海外扩张日益受到抵制……在这个矛盾复杂的时候，党中央、国务院提出宏观调控，其实不过是希望经济能够保持稳定的、健康的、较快的增长，而不是过去那种不健康的、盲目的增长。温总理昨天曾说过，只有把这些不健康的因素剔除，我们才能实现稳定的、较快的增长。当然，各地方的反映和理论界的说法不统一。但是怎么办呢？客观地看，因为今天已经是利益多元化了。难道让我们服从这些表达不同资本集团利益的主张吗？我看不能，尽管会对各种利益主体造成损失，但那也需要做进一步分析。
比如土地政策，中央怎么突然决定半年之内任何新征耕地都不批准了！？那这里已经跟外商签了合同怎么办？本来按照规定县级能批3亩，省级能批30亩；此外，只有中央有权力审批基本农田保护区的耕地。可实际上地方一动几千亩就批了，那可是越级越权审批的。造成损失只有你自己负责。
但是，有人会说：你不能突然叫停呀！老实说，这并不突然。
去年SARS期间，北京的商人大部分跑了，但是上访的人没有跑，这个阶段大概在4、5月份，中央领导就多次批示，强调拆迁和占地引发群体性治安事件的问题很严重，要求各地查处。刚刚打过SARS战役，接着就重点打土地战役。对近年来发生的大范围圈地，我们称为“第二轮圈地运动”。以后谁写章回体小说，可以写这个题目：“中央政府连发三道金牌，严查地方圈地运动”。但从这次查处的情况看，中央的红头文件出了中南海的墙就不起作用，地方实际上拒不执行。怎么办呢？到年中，中央要求各级自查，同时召开全国电视电话会议，各地的摄像机对着所有省、区、市的领导，他们都表态严肃查处圈地运动。可是，结果仍然是各地继续圈占耕地。中央只有用老办法，派工作组，五部委联合组成十个工作组，一查就发现了十几万件违法违规征占土地案件。但你工作组有查的权力，却没有处理干部的权力。结果呢，只有某省某县撤销了一位土地局局长的职务。这不是典型的中央政令不畅吗？
当然，这个事不能全怪地方。我曾在一个镇上跟书记聊天，他就曾经陪工作组的人员到各处转，明确告诉工作组，这块地、那块地，都属于违法征占，是某某批的……你查吧。这说明，违法占地没有被认真查处的原因，也未必都在地方。某特大城市，平均每3000个市民拥有一家房地产公司，全市5000多个房地产公司，70％以上没有开发的资质和能力，他们大部分靠“倒地”生存。近年来几乎每一位倒下的高级干部，都是倒在地上。（笑声）即使不是全身趴在地上，一部分也是因为土地问题。广东不也是这样？客观情况如此，背后隐含的是屡禁不止的腐败问题，严重影响了公众对执政党的信心。我们现在党中央的领导集体能不为此忧心如焚吗？
去年10月国务院领导听工作组汇报以后非常不满，指示他们请专家拿出治本之策。结果就再请专家讨论，其实这个问题去年就已经讨论了四次了。针对这个情况，我当时第一个发言，指出这是政治问题，“屡禁不止”反映的是新班子的执政能力问题。如果中央不下决心拿下一两个高官，这“第二轮圈地运动”就禁不住。
去年一出SARS，全社会主流理论家都在批评：因为你不民主，不自由；因为你没有开放度，透明度等等。当时在一个研讨会上，等着所有主流的大腕说完了之后我才说，“现在跟大家做一个小孩儿玩儿的游戏——脑筋急转弯：如果SARS在全世界暴发，只有两个国家能够立刻就制止住，是哪个国家？”很多人愣住了，沉吟好久才有个年纪大些的人犹豫着回答：朝鲜和古巴。我说对。因为，第一他们的医疗是免费的。不像咱们中国，各地没有经费都把疑似病人往北京赶，路上成为传染源。第二是集权制，卡斯特罗老爷爷一声令下，全国民众几乎没有不听话的。实际上咱们中国是怎么防住SARS的？真正起作用的确实还是集权体制，靠党中央宣布“一把手负责制”，出问题的一律“就地免职”！于是所有的单位立即严格控制，所有领导都要求每天掌握工作人员体温，晚上各部门的干部必须上报一次……江泽民同志说过，我们这个体制最大的好处就是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执政党有没有能力，能不能集中力量办大事是一个基本的体现。而我们的主流的分析，其实往往是从自己的理念出发来“套”现实问题。
五、我的另类观点从何处来？
演讲开始前中山图书馆领导给我加的那些溢美之词我实在受不起。我认为自己不过是从实际出发，不过是认真了一点。到现在为止，至少北京的学术界对我很好，也许是我这个人没私心，大多数学术界的人觉得还行。即便说了些“八竿子打不着”的话，琢磨来琢磨去，好像也还有道理。所以，中央电视台评选2003年度经济人物的时候虽然我不在国内，不知道那些理论家大腕怎么就把我选进去了。大家觉得这人以前默默无闻，怎么选出来的？看来可能是因为我有一种“把另类进行到底”的精神。要大胆质疑，不要认为什么东西是约定俗成的就对。
说到错误，其实我们就是一批不断犯错误的人。我觉得自己唯一不错的，就是不断进行自我批评（要我批评别人也不敢）。我老是在说，80年代我们犯过什么错误，90年代犯过什么错误。我在说“我们”的时候，其实说的主要是我自己。为什么要反思、自己主动做自我批评呢？那是因为老天爷给了我一个机会，让我下基层去搞实验，在座的有我们当年一起搞实验的朋友。通过搞实验，你得出的结果是相对比较科学的，本来这是简单的方法论的常识。
我在搞农村基层实验之前鬼使神差地被派到美国去学习，去的那个密执安大学又是一个以讲方法论著称的地方。理论学完了以后，我都没有思想准备，又被送到世界银行，学习怎么在发展中国家做项目研究。那就得跟班作业，跟着世界银行在发展中国家搞项目的人了解具体的项目设计和执行、监测和评估情况。接着回国，鬼使神差的是碰上世界银行正在跟中国政府谈，要在中国进行“政策贷款”。其意思是上一个项目，例如搞一个电站或者水利，怎么开展制度建设才能使投资效益更为合理；如果搞制度建设，怎么才能符合可持续发展的要求……包括很多内容：如何保护环境和生态不遭到破坏？移民和社会方面的问题怎么解决？涉及政策、制度、人文等等一揽子的内容。
这种以软贷款推进制度变革的投资项目，我们国家以前还没有过。世界银行一来就找到我工作的这个单位，80年代我们正好是搞农村改革，双方一谈意向就达成了。第一次世界银行考察代表团就是我陪同的，同时还兼翻译。我得把各地政府官员80年代说的那种“报纸语言”，首先要变成通俗语言，再变成英语。跟外国专家们解释地方官员的话语很困难。例如，地方官员讲苏南农村坚持集体农场制度，社会主义方向不变等等。这些“意识形态化”的话语翻译了人家不懂，项目也得告吹。我只好实事求是地解释苏南农村实际上是“工业化社区”。工业化要用大量劳动力，需要保持适当的粮食自给率，农场生产的粮食产品社区内部使用时，不必计算其市场价格；集体农场有降低交易费用的制度作用……
90年代后期我们变成了现在这套文件语言，可在80年代当时我就已经这么讲了，好在当时我懂世界银行的意思，于是给国家拿到了3亿美元低息贷款；但是中央拿走了2/3，给负责项目的公司1/3；最后用于支持我们试验区工作的投资只占7％。
1988年中国政府给世界银行写的承诺书，就已经表明中国要推进市场趋向的改革。这不也是超前了吗？今天很多年轻的朋友跟我说，你走向市场经济的反面了。我说对不起，当年我们提出市场趋向改革的时候，你还不知道在哪儿呢！这话当然不对，不能因为谁参加改革比较早就瞧不起后来人。但是，今天的社会也应该了解，真正比较早地带动中国推向市场化改革的也是我们这些人。尽管后来只得到7％的项目资金支持我们的改革实验，但毕竟是我们在用比较科学的方法做这些实验。
我们的官场潜规则有不报忧只报喜的特点，可我搞试验的必须不断“证伪”，也就是必须报忧，于是得罪了很多人。就这么跌宕起伏十多年，最终还是我干不成了。当然，这项事业最后的损失确实很大，但我个人毕竟无力改变这个90年代盛行的非科学决策趋势。好在新一代领导强调科学决策，我才可以回顾当年。
既然不能再搞试验，我就坐下来老老实实承认自己失败，承认自己错了；但是，错在哪儿呢？我又因此习惯了反思，习惯了寻找我们过去的失误。毕竟我只是个下基层，搞实验的，只有我来当这个坏人。前后坐了三年冷板凳，一方面在农大读书，一方面总结反思，写了一本现在已经卖得很火的理论性的书，题目叫《中国农村基本经济制度研究》，副标题是《三农问题的世纪反思》。那是1997年以后开始写，2000年出版，从理论上阐述“三农”问题的书。当时，出版社说我们互不找账，我不给你稿费，也不找你要书号钱。那时候能出就不错了。出版社对这种反映另类思想的东西有顾虑，到底有没有销路呢？结果第二年全国的书店就都买不到了。
今年出版的那本《我们到底要什么》，是80年代以来陆续发表的我对宏观经济和体制改革的思考，曾有一个大都市的大出版社2001年就要出了，研究了两年，最后人家编委会讨论说太敏感了，不能发表。但那都是我已经发表过的文章啊！他们却说，就是因为太多的另类思考，堆积起来分量太重了，因此就是不能发。我简单举几个这本文集中另类思考的例子：
1988年我发表了一篇文章叫《危机论》，介绍了1949年新中国建立后历次经济危机发生的规律和过程，文章发表当年被理论界大部分人批判，说你竟敢把资本主义特有经济规律放到社会主义国家来应用！此后过了8年，中国进入90年代再次发生经济危机了，与周期理论有关的文章才陆续发表。
还是在1988年，我又发表了一篇关于温州的调研报告，题目是《民间资本的原始积累与地方政府行为》，把引起很多批评的温州的事情简单归纳为地方政府主导的资本原始积累，当年无外乎是将家庭作坊式的手工业发展为工场式手工业。这种对客观事实简单、认真的一般规律性描述，竟然也引发了相当多的批评，特别是引起当地学术界的不满。
但我还是继续我的认真作风，1991年我在美国学习的时候，用英文写了一个演讲提纲，无外乎是在没有意识形态限制的条件下，讨论已经完成原始积累形成的国家资本，如何在改革中通过做分配来重建政府权威基础？地方的民间资本如何形成再积累条件？1992年我回国以后把文章修改成中文，标题是《国家资本再分配和民间资本再积累》，却没哪儿敢发表。其实那文章不过说明：不论任何国家、实行任何制度、处在任何阶段，只要追求工业化，就都有一个不可逾越的阶段，那就是资本的原始积累；至于是由国家来完成还是由资本家来完成，只不过是派生的问题。
谈到这里我得背一句江泽民同志的话。江泽民同志说，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不能搞资本主义的原始基本积累，不能靠剥削工人农民搞发展。我记得，他这话是在1999年说的。可在1991－1992年的时候，我的这个讨论原始积累的文章没有哪个敢发，最后我只好利用自己的权力在试验区办公室内部刊物上发了；接着1993年，曾经与我一块工作过的同志在他办的一个杂志上公开发了，于是《新华文摘》立即转发；1994年《战略与管理》再次全文发表……当然，此文也引起过很多正反两个方面的评价。
我把这些文章结集之后，一度被拒绝出版，不得不等了3年，直到今年5月份才正式出版，这次也带来了，大家有兴趣可以看。
尽管我不断反思，但并不认为所得出的认识就是可以普遍适用的理论，希望大家看这些东西的时候也不必太认真。每个人都有不同的经历，我的这种经历形成了我的看法，可能有某些片面性和一些未必合适的观点，我们还是应该尽可能地沿着党报党刊规定的思想走下去。这样大家才能比较正确，不犯错误，希望大家以上级文件、以党报党刊为准，我只不过提供一些和我个人有关的经验给大家参考。
六、中国经济发展的另类分析
面对日益扩大的三大差别，十六大强调全面小康，三中全会进一步提出改变GDP目标为综合发展；2004年则完善为“科学发展观”。这是合乎逻辑的演变过程。
但是，如果要想缩小三大差别，走遍全世界看看，哪个国家缩小三大差别是完全靠市场手段？绝对不可能！我们缩小三大差别的主要责任是在中央政府，在当前这个阶段必须靠政府这个看得见的手来缩小。当然，一定程度上也要借助市场机制，但不完全是市场的事。
我一向强调市场取向，这本来不错，中国早已经是“劳动力国内市场化”的国家。亦即，劳动力只能在全国范围内自由流动。例如，在座很多都并非广东当地人，你们是从全国各地流动到这里来的。但是我们又必须看到，中国存在一个劳动力绝对过剩，无限供给的条件，必然导致在这种条件下形成劳动力价格不断下跌的机制，如果劳动力要素完全走市场调节，就意味着劳动力的工资会下跌到维持简单再生产的水平以下。这当然是不可逆的市场经济规律。因此，相当多的发达地区使用外来打工者不向他们支付基本的社会保障，加班也不足额支付加班工资，甚至克扣工资，就应该看作是正常的现象。你不想干？背后有十个百个人等着你的位置。这样，劳动力的社会地位上不去，海外对我们人权方面的批评会大量增加。这种完全市场条件下必然形成的局面，靠市场自身能化解吗？当然不可能。
相对于劳动力绝对过剩这个制约因素，多大程度能靠对外开放来缓解矛盾呢？也很难预期。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有人测算，发达国家全部制造业劳动力总和才9000万，制造业能全部转移到发展中国家吗？不能！更何况战略产业还要保护，只能把一般制造业转移出来。这样看，如果我们劳动力长期过剩，工资就不能上升，大多数人的收入水平也上不去，内需怎样扩大？怎么降低我们的对外依存度？
2003年达到62％的对外依存度的时候有人分析，说中国优质劳动力的价格低廉。可是，难道仅仅中国一个国家具有这种比较优势吗？印度人说，我们的劳动力也过剩，劳动力价格比中国低，这是因为，印度位于南亚，天气暖和，不用买棉衣，生炉子，劳动力的成本就可以比中国低。但是，另外一个条件我们不可能跟中国比：你们可以任意破坏环境，也没有社会组织，没有NGO，在制度运作上我们的成本比中国高得多！印度有人就说：我们永远不要中国的这种高速发展。
印度的高速公路修路速度极低，像北京，很快就是二环、三环、四环、五环，你到印度去试试，基础设施建设动作大些的，都会引发各种利益团体的抗议，弄得基础设施建设就是上不去。哪像我们，高速公路通车里程比土地资源高度宽松的加拿大还长！这凸现了我国能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我们当然希望这个制度有时可以做另外的事情，尽可能向积极方面引导。比如现在强调的缩小三大差别。2003年以来，中央及时采取宏观调控的政策，就是将这种制度优势转向积极方面的一种值得赞赏的尝试。能否成功实现发展战略的重大转变，取决于我们的制度和资本力量的博弈。如果我这样说得罪谁了，对不起。我这人就是爱说大实话。（掌声）。
谢谢你们爱听实话。有个潜在的道理需要提醒。我们举发生在某地方的某大案为例，案主从一个混混变成了一个大地产商，套取了上百亿资金。今天很多地方的发展经验剥离开外表以后，其内核很简单，就是占有“级差地租”收益。
改革开放以前，中央政府实行单一财政体制，主要控制的权力就是全额占有各地的级差地租。例如，在沿江沿海最适宜发展工业的地方上工业项目，就可以获得工业化带来的级差地租，这个超额利益绝对不会由当地政府和群众占有，只能归中央占有。再如，中央要在青海修建一个工厂，环境很差，几乎不是人呆的地方，那好，给你12类工资，是苏州工资的3倍！这并不是因为青海地区能够产生这么高的收益来发这么高的工资，而是中央强制性地把在苏州形成的工业化地租转移到新疆、青海等一些荒凉的地方，给他们发高于沿海的工资，为的是完成国家工业化的原始积累。
所以，改革开放搞的所谓放权让利，是从利改税入手的，其实就是中央向地方让渡了地租获取权，因此出现区域差别是必然的，只要级差地租运用好了，就最便于形成沿海地区更高的工业化收益。沿海地区收入高，内地收入低了，先出现的是孔雀东南飞，现在已经是麻雀都东南飞。东部因为有得到级差地租的制度条件，就可以不向任何的打工者支付“流动费用”，也不用支付任何社会保障方面的制度成本，其实也就是企业家并不完全承担所谓的企业经营风险。很多人能够短期创造财富，不过是因为抓住国家改制中的机会收益而已。
乡镇企业改制的时候，也有很多似是而非的说法。我要问：乡镇企业的原始积累是怎么完成的？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叫《华西村何错之有？》批评那些不了解乡镇企业原始积累过程的年轻人。华西村是以社区成员整体投入工业化的方式来完成资本原始积累的，不同的原始积累导致不同的制度类型，华西这样的积累过程就形成社区共有资产和成员收益分配制度。不问那里的制度是如何形成的，就照搬西方的企业理论，这怎么行呢？
其实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写在党章和宪法里的思想，至今并未失去它应有的光辉，只不过，诚如毛主席和邓小平同志批评过的，我党真懂马克思主义的人不多，所以我们被假马克思主义的骗子蒙了很多年。今天我所说的一切，自认为没有超过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常识。我是共产党员，相信这个共产主义理想是对的。可能我理解得不好，希望大家批评。总的来看，包括我对于资本原始积累和经济危机周期的分析在内，难道不都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吗？而当我们把西方的实用主义哲学和庸俗经济学盲目照搬过来的时候，恰恰造成了如今这一系列重大的麻烦。
这样说有可能会得罪很多人，但至少有两位权威人士说过跟我一样的或者类似的话。第一个人是温家宝总理，他在去年两会上曾经脱口而出的是，我们这个国家有7亿多劳动力，而发达国家的劳动力总和不过43000万。把他的问题再深入一步：我们农村到了退休年龄的老人算不算劳动力？十几岁初中刚毕业就辍学的是不是劳动力？如果把这些半劳动力算上，中国现在就是8个多亿劳动力，到2010年，中国的劳动力达到9亿2千万，2020年会达到9亿5千万，这么大的规模，又无法向外大量转移人口，那么，中国劳动力过剩的问题能解决吗？以什么制度来解决？而且，人口的绝对过剩与资源的严重短缺，就构成不可能化解的制约现代化的基本国情矛盾。这是我们认识其他客观矛盾的基础。
我去过苏格兰，为什么苏格兰人很多在外面当警察，因为他们那里是高原，土地贫瘠、人穷，人穷就好打仗！西方开拓殖民地时期他们的劳动力大量移出，带动整个苏格兰人口移出1/2。现在苏格兰风笛和短裙风行各地。你到苏格兰的博物馆看那些文物，基本上是一部战争史，现在那里资源环境都好，但那是打出来的。再看我们中国，现在肚子如此之大，吃得如此之多，却没牙，手上连指甲都没有！我们确实是没有一兵一卒在国外，但是所有的发达国家都是在海外有军队，才能保证发展工业化所必需的战略运输通道。我们曾经派工人去缅甸帮人修港口，搞点建设项目带动劳动力输出。可西方报道马上就说你要搞军港，认为你在搞军事演习，要输出军队。人家对历史经验记忆深刻。
其实，中国在90年代末期才开始有战略动作，例如1999年提出“西部大开发”。很多人看当年的报道，江泽民同志提出这个意见似乎比较突然。那是1999年6月份在西安讲国有企业改革，没有谈十几分钟，突然停住，话锋一转，就讲了西部大开发。那是在什么情况下呢？在此之前出现了一件震撼全国的5·8事件——南斯拉夫大使馆被炸。我们要考虑到国际环境的变化，很大程度上对我们缺乏资源和能源的工业化是个重大挑战，巴尔干战争造成国际格局的变化，导致我们开始实施通过陆上通道补给能源的战略。中国必须组织大型国家资本进入中亚购买石油资源，从勘探权到油井开发权，同时在中国西部修建油气管线，准备让油气从西部经中亚各国相继向中国输入。但接着，就是美国出兵阿富汗，驻军中亚，并且胁迫欧洲开发银行投资从中亚建立一条油气管道通向欧洲，以防止石油资源流向中国。这样，我们苦心进行的西部大开发，搞起的陆上能源管道尽管不能停止，但稳定供给能源、保障中国经济安全的作用受到影响。
另外，俄罗斯西伯利亚的石油走“安大线”进入东北，是老工业基地振兴战略的基础项目，缓解大庆油田、抚顺煤矿、本溪铁矿等资源短缺的矛盾。当年与叶利钦签订了条约，而俄罗斯新领导人上台后，那个条约并不能顺利践约，他不会愿意用俄国的石油培植起身边的一个工业化国家。中国普遍缺乏基本矿产资源和能源，本来俄国人就一直担心我们想把过去被沙皇抢占的那些能源和资源丰富的地区拿回去。你能指望俄国人老老实实给中国修一条石油资源补给线吗？我国的石油消费总量已经跟日本差不多了，到底应怎么解决这些问题？
陆上两条能源运输线已经几乎被控制住了，剩下的还有一条海上的运输线，但在海上我们连一艘巡洋舰也没有。有人从俄国买一艘退役的航母来搞旅游，马上西方就有人说中国要发展航母了。最后俄国人连动力设备都拆了，开都开不回来，只好用拖船拖回来。
那些只知道追求资本利益的人，怎么能够理解这种国家战略问题呢？这跟那些在股票市场上玩金钱游戏的人有什么关系呢？其实，只有资本及其拥有者是最不受限制的，他们可以自由流动；但哪个国家会允许土地和劳动力全球自由流动呢？如果土地、劳动力都不允许自由流动，这叫什么经济全球化？亚当·斯密以来的经济学都承认土地是财富之母，劳动是财富之父，现在却只允许财富这个儿子流动，这怎么可能是真的全球化呢？因此，中国领导人从来就没有讲过全球经济一体化。而世界范围的另类话语也在讲“全球区域化”。
我在过去文章中曾经分析，不能从自己的小知识分子立场出发看待西方的全球化理念，因为，全球化其实是全球资本化，隐含的是资本的建制权，所要建立的只能是符合资本收益要求的制度。而资本不必考虑长远，是因为他可以自由流动，这儿资源不够了，可以去其他资源丰富的地区。哪儿允许我占有资源，哪儿能有资本化收益，就上哪儿去。
各个方面对中央近年来战略转变的不同意见，大都有一定的利益背景。从十六大以来，党中央国务院把“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政治优势逐渐转到调整三大差别的政策上来，这是值得高度评价的。如果我们不能有效地缓解三大差别，以后我国资源更加严重短缺、社会矛盾加剧的时候，就会使我们的经济发展停顿下来！我们看看现在的城里人，大都像动物园的动物一样用铁门铁窗户把自己关起来，那不就是贫富差距拉大的结果么！
尽管温家宝2003年就任总理时讲的劳动力过剩的道理还没有被详细阐述，但理论界不是没有先知先觉者。第二个应该介绍的与我的观点相似的人物是北大的
到2003年我国的M2与GDP的比值已经超过200％，其实世界银行1995年的发展报告就指出M2与GDP的比值中国最高，已经达到105％；此后我在1996年曾经发表文章《国际金融资本的全球性危机与中国改革》，分析过中国的金融资本过剩问题。金融资本过剩条件下必然会形成虚拟资本不断扩张，在加重过剩造成的泡沫经济中更加追求虚拟资本市场上的机会。我在
我们一般的报纸杂志和各地政府，大部分对中央宏观调控政策、对党的十六大以来的一系列政策是不理解的。对此我个人认为，中央政策正在向缩小三大差别的方向上调整，为将来长期稳定的增长打好基础，有鉴于此，我在这里讨论的所谓另类思维，主要针对的，就是当前的中央的战略转变难以被地方接受的实际问题。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央进一步把追求GDP转换为综合发展，为实现十六大的全面小康大目标而作出调整，这本来应该是人民群众欢迎的善意，现在正在通过这一系列宏观调控政策把善意转化为善政。
问题是，中央善政能不能转变为各个地方的善举？这取决于大家能不能真正反思，形成正确的认识。所以我才到处去讲。将个人的理解变成今天这种报告跟大家交流，希望大家明白，为了鲁迅所警示的“救救孩子”，我们不能再这样走下去了。
七、我们有另类的发展道路吗？
自从世界进入资本主义时代以来，各个国家追求工业化就是个不可逆的过程，没有回头路可走。但，并不是越快完成就越好。我们越是通过某些特殊制度安排短期内完成国家工业化的资本原始积累，我们支付的社会成本就必然是相对比较高的。而且，工业化带来社会化大生产，也带来产业资本追求收益而必然扩张的规律。中国现在已经是世界经济总量第四的工业大国了。在短短的几十年中国成为世界上的工业大国，既是成就，也是问题。我们不可以被这种现象撞昏了头。
2000年我在美国的演讲，强调的就是在中国奇迹的背后是我们存在的一系列重大问题。我们受到很严重的国情矛盾制约，经济增长还受地理环境的制约。所以，我们早在80年代就分析：中国不可能永远维持高速发展。因为，资源禀赋这种基本约束是不可能改变的。我曾几次在巴西上空飞过，那是一片绿色，巴西国土面积与中国相似，人口仅是中国人的1/8，实在让人羡慕。而在中国，你往西部飞，渺无人迹的大戈壁、大沙漠寸草不生。如果按水土资源的地理分布看，符合工业、农业和城市化发展的只有沿海的这几个平原地区。所以，东西区域差别当然会拉大，看来，如果不上大西线调水工程，就不可能化解西部面对的发展困窘。但是，这又遇到了相当多的反对，调水项目可能要破坏生态、环境和文化。大家都知道，中国达到16亿人口的时候，活命的水就在青藏高原上；但另一方面，应该看到美国等西方力量都在打西藏“独立”牌。此外，中国在21世纪作为能源战略补给的塔里木盆地也是个少数分裂分子闹独立的地方，即使修建了能源通道，可能派兵去沿途保护安全畅通吗？
既然中国人今后生存的两个主要生命线都在我们讨论的地缘战略问题的范围内，我们拿什么理论来解释这种讨论呢？怎么引述根据西方经验形成的经济学理论来认识中国面对的这些特殊问题呢？
所以，我今天全部的讲话，都不过是开了一个头，不过是希望你们好好反思一下，特别是院校的老师和学生们，看看你们翻译的那些教科书，看看上面的那些空洞的西方意识形态话语，再对照一下我们中国面临的问题。那些照搬的所谓理论到底有多大的解释力？！
尤其是年轻人，未来是你们的，未来的问题也得由你们去解决。我每次在大专院校讲课，那灌了满脑子的西方理论的年轻人就会反应。总有人会问：老师，即使你说得对，那又怎样，难道是要我们再回到计划经济去吗？这问题显然是受了一元论哲学的影响，非此即彼！或者就像小孩子压跷跷板，此上彼下。难道事情只有两个极端，价值判断只有好和坏两种吗？难道中国几千年历史就是走了两个极端吗？我们中国人不是老在走中间道路吗？如果我们几千年就是走极端，不是早就完了？也许，由于现在政治环境相对宽松了，我们的青年人似乎在热衷搞一种“激进”攀比……要我看，如果只知道这两个极端，那你选择任何一个都没出息！
其实，并非我对主流话语表述的问题不了解。主流话语解释中国，一般都会把国外归纳的认识搬来，认为我们面临两个大的问题：第一是发展的问题，第二是转轨的问题。中国的所谓转轨问题，也不过就是如何私有化和市场化，然后必然是政治自由化、全球一体化，这就是我国知识分子主流的“新四化”。在我看来，如果咱们且不谈这种充满西方价值观和意识形态的分析，咱们就看世界一般的发展经验，那就会看到，只要一个国家在工业化、城市化、货币化、资本化的进程之中，就必然是高速增长的。亦即，我不过是用这另外的“四化”常识，来解释中国的发展罢了。
很多人做转轨国家比较研究，尤其是把俄国和中国的经验教训拿来做对比。但有什么人问过这个问题：为什么俄国和其他东欧国家都随政治改革同时出现货币体系崩溃？过去很多人预测中国也会出现同样情况；而中国之所以至今还没有出现这个问题，确实并不是中国的银行系统坏账比重小，根本问题在于货币早已不再仅仅是一般等价物或者交换的中介，传统的货币银行理论已经不能解释全球金融资本大量过剩之后的本质变化。
我的观点是：金融信用是政治信用的货币表现。尤其在布雷顿森林体系70年代解体的30年之后。金融信用主要产生于政治强权；金融资本霸权产生于军事霸权。全世界都知道美元币值严重高估70％，但谁都不得不把美元作为主要外汇储备。这只不过是因为各国都知道美国的霸权没有挑战，美元也肯定是最坚挺的硬通货。
同理，人民币是在中国的“单一制”这种完全独立主权下发行的不开放货币，全世界都知道中国的这种国内政治制度基本上没有内外部挑战的可能。因此，中国的经济货币化和资源的资本化，主要是使用人民币完成的；资本化的巨大收益分配尽管不合理，但也主要是在国内被少数人占有。因此，中国与俄国的最大不同，在于我们的政权通过大量发行本国货币实现资源的资本化并且占有其巨额增值收益，反过来又支撑了政治权力体系的稳定。而俄国先是政权体系坍塌，其外部信用表现形式亦即政府的货币信用体系随之同时坍塌，不得不任由西方货币来资本化俄国的资源。可见，政治稳定是货币信用体系相对稳定的前提。
我国已经建立了应该能够大量吸纳新增货币资本的证券市场，也创造了产生虚拟资本收益的期货市场。无论这是什么主义，只要继续坚持国家的货币主权独立、本币不能完全自由兑换；而且只要保持政权也是相对比较有权威的，货币信用不断扩张代表的虚拟经济收益就会不断地被创造出来。从这个意义上看，我毫不怀疑中国到2020年能够再翻两番。
包括中国在内的以制造业为主的国家，都竞争着把最廉价的产品送到美国，我们发展这种外向型经济，在美国主导的“全球贸易”条件下得到的不过是被称为美元的那张绿色的纸。交换就是如此之简单，只有以金融为主的服务业占85％的美国可以做得到，只要印刷出这种绿色的纸，他就有收益。其实越是多进口、多贸易逆差，制造业国家得到的美元就越是回流到美国资本市场；美国的虚拟资本泡沫就越是不断扩张，这就是美国能够形成特有的“新经济”规律。因此，美国奉行“强势美元政策”，其实是美国人民利益最大化的表现。我们呢？中国有条件在国内维持人民币的地位不被其他货币所取代，90年代以来政府加快“货币深化”，我们的基础货币发行增长速度是GDP增长速度的两到三倍，但却仍然不出现大规模的通胀，这几乎是奇迹！那是因为我们正在货币“化”自己的经济。举例说明，过去咱们城里人的住房大都是分配的，不用拿货币来交换；现在改革了，大家都要买房子。1998年开始的住房货币化改革迫使很多人必须用货币购置房子，社会对货币的需求量大大地增加了，我们自己在用货币“化”自己的住房资产。但是，只能在政治形势比较稳定、货币主权相对独立的情况下才能做这个事儿。我们当然要调整外汇储备结构，那是在世界上货币最硬的国家之间选择。现在最强大的货币是美元和欧盟发行的欧元，中国如果调整外汇储备结构，就得卖出美元买入欧元，如果卖出500亿美元，美元汇率就得掉下来，美国资本市场也不能幸免。欧元同时会大幅度升值，必然影响欧洲国家的出口。近年来日本先对人民币发难，欧盟跟着日本要求我国调汇率，美国人也要我们调汇率，他们不是自找麻烦吗？中国要实行宏观调控，国外也有很多人说这说那，大致是要求中国进一步“开放”。如果现在我们就开放货币市场、开放资本市场，不仅不能解决问题，恐怕还会有相当严重损失。
2003年，当中国人将自己成集装箱的产品卖给美国换回了美元的时候，美国人说这是中美关系历史上最好的时期。我们中国成了2003年排在前列的对美国投资的大国之一，是我们帮助撑起了美国资本市场。他的政治家也会作秀，搞什么人权问题等等，但美国人明白，是中国人拿钱支撑了美国资本市场。据宏观经济学会王建的分析，美国的GDP大约有1/3是中国人创造的。举例说，连出租车司机都知道，他穿的是中国的衣服、用的是中国的东西，“中国制造”给他带来低价消费品的好处。温家宝总理访问美国的时候，布什在外面说在台湾问题上美国将对抗到底，进到里面后就改口说美国反对海峡两岸任何一方面改变现状，美国不支持台湾独立。
日本的情况很特殊。中国公民钓鱼岛登岛事件发生，美国说如果中国和日本发生冲突，美国绝对站在日本一边。因为，几乎就在这个时期日本购买了美国大量政府债券，日本大量发行日元购买美元，以美元计算的外汇储备即将在2004年上升到1万亿。对于日本，他也就是政府在电脑上多圈几个零，日元就发行出来了，那是日本政府特意加强日美战略合作的表现。可见，货币早已不再是一般商品的等价物，传统的货币理论事实上早已经被放弃了。
据一般推算，进入中国的热钱已经高达数千亿美元。我们现在的基础货币大量发行，部分是被外资大量增加所推动的，外资利用我国统一结汇制度以投资或出口名义进来，目的是逼人民币升值。因此，外资中有很多是国际投机资本，客观上导致我国出现信用膨胀。
大家可能听出来，我的话有一种莫名的悲哀或者担忧，是的，我不知道在这样一个多元利益结构的资本经济与相对而言正在转向正确决策的中央政府之间，博弈的结果会是怎么样的？温家宝总理说现在我的底气比三四月份更足了，他还强调了一句很客观的话：宏观调控责任在中央，检验靠实践。我认为，这是非常明确的、重要的一个判断。既然责任是中央的，那么无论各种利益如何表现，地方利益主体并不对宏观调控承担责任。
以上是结合中国现在的宏观形势介绍我关于中国发展趋势的另类思考，当然会有很多不当之处，请大家多多包涵，多多批评。
谢谢大家！提问：我最近发现一个问题，美国在进一步插手蒙古，中国内地的框架图受到美国全面包围，您认为我们应如何突破这个局面。
温铁军：就目前情况看，我们还不能够反制对方。当年毛泽东的判断是，如果发生第三次世界大战，还是会在欧洲，不会是在中国。我们长期以来不搞远洋海军、空军，客观地看我们唯一的手段仍然是争取和平；邓小平在80年代初期也说中国能争取到二十年的和平环境，他的预言实现了。但是他有些话也没有全对。邓小平当年说，我们如果有1亿吨钢，就什么都不怕了。结果，现在我们有2亿多吨钢了，我们还是怕。现在，我们仍然希望再争取20年到30年的和平环境，但我们能做的事情其实不多。看来唯一希望的是欧盟崛起，就像当年有一个苏联，能够与美国抗衡，让我们得到20年和平环境。否则单靠我们自己的力量去反击这种包围是不现实的。也许这个问题我回答得比较悲观。提问：去年我在凤凰电视台看了一个节目，说您在做晏阳初乡村建设学院，我很敬佩你的实践壮举，我也一直在关心这件事情。我想问晏阳初乡村建设学院目前的进展如何？今后对晏阳初乡村建设学院的建设您将采取哪些措施？
温铁军：我很感谢你提的问题。我确实有很多话要说。无论办什么事情都是“万事开头难”。但这个头不是我开的，是当地农村的老百姓，他们要办这个学院，需要我们去帮助，因此，我只是老百姓的跟从者。当时办这些事情的时候，很多人说这是乌托邦，是空想，我觉得总要试试吧。这是一个普通中国知识分子所做的普通的事，现在基本上没有大问题了，有很多青年人去做志愿者，去做义务工作。有一个深圳搞电脑的小伙子，打工赚了半年钱，就到那里去帮老百姓免费培训电脑知识，还什么活都主动干，直到干到他没钱为止。是这些年轻人的奉献精神使这件事情可持续。这件事情还感动了很多海外的基金会，现在这些基金会给晏阳初乡村建设学院的捐款，可以维持2—3年，基本上可持续了。等到以后走上正轨，我相信会有很多能干的年轻人出来做这个事情。目前也出了一个小问题，因为我们是免费为全国农民办培训，可只批准我们办定州市的培训，现在这个有审批权的单位不让我们搞其他地方的农民培训，这件事我没法处理，如果我告他的状，就会有无数的人找麻烦。我曾经想，是否找一点时间请他们的客，而我又不能拿善款做这样的事情，也许我只能用善良感动对方。提问：中央有一些金融方面的政策支持“三农”这一块，包括业务的开展，邮政储备政策的调整，以往也出现过这种事情，但是效果一般。这次您认为这些政策对“三农”（问题）有什么实质性的影响？
温铁军：这是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也是一个很好的问题。至今我们最难以解决的问题是农业投资没有收益，而金融投资至少追求那些能够产生社会平均收益的领域，以从中得到投资收益。一旦金融垄断化，就必然追求大的规模投资，这是它的一个动力机制。客观地说，我们都应该明白一个简单常识：分散、过小的农户经济是很难和正规金融机构的信用服务对接的。商业金融退出农村，是市场运作的结果，这个无可厚非。只要搞市场经济就必然是这样的结局，不仅现在是如此，过去也是如此。于是，中国农村出现大面积的高利贷，这也是银行商业化改制的必然结果。现在中央强调“三农”问题重中之重是明确的，中央是有善意的，如何把善意变成善政和地方的善举，是需要深入思考的。如果能够让农民把自己的资金入股，形成小规模的互助、合作，也许会缓解矛盾。提问：我想问一个战略性的问题，中国有5000亿美元的外汇储备，香港也有1000多亿，中国如果宣布把全部美元货币卖掉，会不会造成美国金融崩溃？美国是一年3000亿美元的军费开支，如果减少军费，美国有可能退出对中国的包围吗？如果他没有这个经济实力，中国被包围的危机就可能不存在。
温铁军：全世界只要是研究国际金融问题的人都比较清楚，美元经济泡沫化已经很严重了，美元高估以最保守的分析也至少达到30％，这也不能完全怪美国自己，是金融资本经济的客观规律造成的。国内外都有人在分析，美元泡沫崩溃也许是在明天、后天、下个月。问题是，整个亚洲地区已经被美元化了，正像整个欧洲正在被欧元化一样。任何一个已经被美元化的国家，都不敢在国际外汇市场上做大动作，一旦你做了，也就意味着本国做了大牺牲，连本国的那部分美元财产也都不要了。一般制造业国家都是主要以美元作为外汇储备的，也作为本币稳定的基础。事实上没有哪个国家敢那样做，美元遇到危机的时候，货币贬值和各国财富缩水是同步的。因此，我们都在积极维护美元的地位；也非常害怕这种假设变成现实。亦即，人们是不可轻言美元体系崩溃的，虽然讨论是可以的。每个国家的领导人对此也会非常慎重。
温铁军：这里有一个条子写的问题很重要，我还得回答，他说：“请问您哪年入党的，真正的学者有党派倾向吗？党派信仰对学者有影响吗？”
温铁军：我作为一个中国共产党党员，不能回避这个问题，我是1979年入党，1978年是预备党员，党考验了我十年以上，因为我出身不好，我祖父是资产阶级、父亲是知识分子，党组织要求我先思想上入党，然后再组织上正式入党。我认为，无论我国现在是否属于共产主义，在这个世界上还没有什么主义比共产主义更值得我信仰。我作为人，不能没有良心，尽管做学问的时候，可以没有党派倾向。不过，如果你所谓的党派倾向是指坚定地站在人民群众一边，那我就有这个倾向，我一直是站在9亿农民中间做学问的。如果说我错了，从学术角度什么错我都可以承认，但是让我不从9亿农民出发，我只好说抱歉，我做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