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结构演变的新趋势
各位上午好！感谢本次报告会的主持人给我这样一个机会和大家探讨我最近正在研究的一个问题，题目就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结构演变的新趋势。
我要谈的第一个大的问题是，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一个新的社会已经出现。
为什么谈这个问题？在最近的几年中，有一个问题受到人们的普遍关注，这就是如何看待目前中国社会发展的阶段和历史方位。搞清楚这个问题对于我们更深刻地认识当今中国社会的一些基本问题，是有很重要的意义的。
大家都知道，我们的改革如果从70年代末算起，到现在已经走过了四分之一世纪。在这样一个时期，中国的社会结构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这四分之一个世纪中，不同阶段社会发展方向是有明显变化的。在我们走了四分之一个世纪后，我们的社会究竟走到了哪一步？从历史上看它究竟处于什么样的方位？现在是到了应当给一个回答的时候了。
我今天讲的这个题目实际上是我最近所写的一个报告的内容，就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结构演变的新趋势》。这个报告是从2001年底开始写，到现在勉强定稿，今年会发表出来。
最近这十几年的时间，我和我的朋友们一直跟踪着中国社会结构演变的进程，到现在为止，我们已经写出了三个报告。第一个报告是我和我在北京大学工作时的一些同事合写的，题目是《改革以来中国社会结构的变迁》，发表在1994年第二期《中国社会科学》上。那篇报告提出了对改革以来中国社会结构变迁进行分析的理论框架，特别是经济体制改革如何通过“自由流动资源”和“自由活动空间”的形成，而促发社会结构的变迁的。这个框架现在还被一些研究者所引用。接着在1998年，我们又发表了一个报告，是我和另外两个朋友（即
今天我所讲的题目就是我最近写的第三个报告，《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结构演变的新趋势》。这个报告最核心的思想，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90年代以来的中国社会是一个与80年代有着很多不同的新社会，一个与80年代有着重要差别的新的社会正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出现，并开始定型化。这个报告的一些最基本的想法曾经在去年1月1日的《南方周末》上发表过。当时，那个题目是叫《一个新社会的出现》。这里特别要强调的一个意思是，90年代特别是90年代中期以来的中国社会是一个与80年代非常不同的一个新社会。这是我们看待许多问题的一个基本的出发点。
一、一个新的社会的出现
我讲的新的社会的出现，首先是一种界定或者是思维方式改变的问题，这涉及我们看待改革以来中国社会结构变迁的框架和坐标。我们过去讲改革以来的社会结构的变化，或者讲改革以来社会生活的变化，总是有一个基本的坐标，就是改革的坐标。我们讲这个问题的时候，经常用的一种说法是“改革前”、“改革后”、“改革以来”，我们基本上是以这样的论述方式来讨论问题。这对不对呢？肯定是对的。改革造就了中国社会生活和社会结构的重大变迁， “改革以来”的中国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都没有错。但是，我们也要看到，这样一种定位的方式是有问题的。为什么？当我们说“改革前”、“改革后”的时候，我们总是在某种意义上意味着“改革前”是这样，“改革后”是那样，那么也就是说，“改革后”大体上是一个和“改革前”完全不同的东西，而“改革后”则是同质的。当我们说“改革以来”这句话的时候，在很大程度上意味着“改革以来”我们似乎在朝着一个特定方向直线地走。所以，这种历史的坐标，往往使我们对改革以来这一段的内部差异，在不同的时期呈现的不同趋势，对在这四分之一个世纪中发生的一些重要的转变，甚至是一些重要的逆转，缺乏应有的敏感。这样也就会对于一些新的变化趋势，甚至对于与这些新的变化趋势有联系的新问题、新挑战处于不敏感的甚或麻木的状态。这样一来，当有些新的问题和新的挑战出现的时候，我们可能常常用一种过时的、简单的方式去对待它们。
就是从这样一个考虑出发，我们用一种非常明确的方式提出90年代以来（特别是90年代中期以来）的中国社会是一个和80年代非常不同的新社会，尽管这两个阶段都是属于“改革以来”。可以说，90年代以来的中国社会出现了一些非常值得重视的新趋势，它展示了一系列非常重要的新的社会生活逻辑，同时也带来了一系列新的问题和挑战。这样的一些东西，很大程度上是80年代不曾有过的，甚至呈现了和80年代相反的趋势。这一点我们在后面谈具体变化的时候就可以看得出来。不过，这里要补充的一点是，我有时候是讲“90年代以来”，有时候又讲“90年代中期以来”，现在还拿不太准。大体可以说，作为一个新社会的趋势，从90年代初期就开始显露出种种迹象了，而更明显的特征是出现于90年代中期。
第二个要强调的是，对于这样的一个新的社会，我们要怎么看待？有人更多的是把它看作是一个过渡的阶段，是转型的阶段，或者是过渡中的现象。但是在这个报告中我们要提出的一点就是，这不是一个过渡中的现象，也不仅仅是一个转型的阶段。我刚才说一个和80年代有着很大不同的新社会似乎正在开始定型化，就是说，这已经开始成为一个稳定的东西。这一点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就可以看得出来。80年代的时候，如果一个朋友一年时间没见面、两年时间没见面，甚至几个月没见面，你都要问现在干什么。他以前可能是工人、干部，几个月不见他可能就是一个小老板了或者其他的什么。但是，我们现在想一想，在最近这几年的时间里，我们社会生活当中还有没有这样的现象？不能说完全没有，但是这样的现象现在已经越来越少了。这说明一个什么问题？说明这样的一个结构已经在开始固化下来，开始定型化下来。形象一点地说，这个社会到现在，像贫富的问题，谁是穷人、谁是富人，已经差不多可以确定下来了。但是在80年代甚至90年代初的时候都不能说这样的话，90年代初你几个月不见，他可能去搞房地产去了，他马上就发起来了，现在这个现象越来越少见了。这说明我们这个社会在经过了二十多年的变化之后开始定型了，社会结构开始固化下来了。定型化不是说社会没有变化了，而是说变化要发生在已经开始定型化下来的框架之中。
我们的社会和成熟的发达国家相比还是一个发展变化非常快的社会。你到成熟的发达国家看一下，要看到一个吊车很不容易。但你在广州也好，北京也好，只要是在中国的大城市，你推开窗户就能看到几部吊车轰轰烈烈地进行建设。这是一个很表面的现象，这个表面的现象说明什么？说明像美国和西欧那样的国家已经是一个成熟的社会，是一个已经定型的社会。而我们这个社会仍然在发生着剧烈的变化，我们可以想想哪怕到今后10年、20年的时间，无论怎样，这种变化仍然会以很大的规模在进行。尽管如此，我们基本的框架、制度的框架从90年代中期以后慢慢的开始定型了。今后社会变化还会发生，但这个变化更多的不是发生在基本框架的层面上，而是在开始定型化的社会框架内进行。和80年代90年代初相比，那个时候是形成框架的时候，而现在框架已经差不多了。我们进行了四分之一个世纪的变革，这种变革形成一个什么样的社会，到现在已经可以看出一些眉目出来了。这是我为什么要强调90年代，特别是90年代中期以来形成了一个新的社会的一个最基本的意思。
同时，我们还要看到，正视和关注这样一些新的趋势，有利于澄清我们这些年来在思想理论界所存在的种种混乱现象。刚才我们已经提到了，比较关心思想理论界的朋友们可能也都知道，在最近十来年，思想理论界一个重要的争论，就是所谓“自由主义”和“新左派”的对立，甚至其他的争论也往往以它为背景。现在这两派打得不亦乐乎，实际上新左派与自由主义的对立在现在已经不仅仅是学术问题，已经是变成了相互的攻击。为什么？这里面最基本的问题是如何看待90年代以来这个社会新出现的问题，关键是我们用什么框架去看。这当中的一个问题就是，当我们去观察90年代新出现的问题和新的挑战的时候，我们所用的工具有相当一部分是在80年代形成的，是为了分析80年代出现的问题而提出来的。比如说“左”和“右”，“改革”和“保守”等等。可以说，用这样的工具和概念来面对90年代的问题已经远远不够了，或者说很大程度上已经过时了。由于在有关的争论中仍然使用80年代的工具，结果就造成了一系列混乱。刚才说在第二个报告中有一个目标是“超越意识形态”，就是这个意思，就是说我们能不能形成一个新的框架来看我们正在形成的这个新社会？
对这样的新的社会最早产生感觉是在1993年或1994年的时候。当时中国有一句话，叫做“微观不好宏观好”，除了年纪太小的朋友之外，年龄稍微大一点的人都知道这句话。我记得当时我到浙江的时候，一些企业家就提出这个问题，怎么解释这个“微观不好宏观好”？就是说，你看一个一个的企业，看到它的经济情况非常不好，东西生产出来卖不出去。他有很萧条的感觉，市场的情况不好。什么叫宏观好？我们每年宏观经济增长的数字非常好，按那个数字仍然是很高，8％、9％。从理论上说，这个宏观不就是由那些微观构成的吗？那为什么会微观不好宏观好？这时人们自然会想到一点，就是我们的宏观的数字是否有问题。比如说亚洲银行，对中国GDP的增长率，总是要先扣掉两个百分点来算，比如说你增长8％，我就去掉两个百分点，这样就是增长6％。我回到北京之后，就找能够掌握中国宏观经济状况的权威朋友，问他说中国宏观数字当中有多大的水分，他说有差不多两个百分点，和亚洲银行的估计差不多。但即使是减掉这两个百分点，问题还是没有解决。你8％减去2％还有6％，还是个不错的数字。那么，微观和宏观之间为什么会出现这样一个大的差距呢？当时我们没有把它当作一个新的逻辑、新的社会来认识。产生这个认识已经是几年以后。
再往后一点，到了1995年、1996年，特别是到1997年的前后，微观不好宏观好演变成高增长下的普遍萧条感。这时候中国的经济增长仍然是很快的，但这个时候无论是企业还是个人，都产生了一种很强的要过紧日子的感觉。记得有一次在《中国经济时报》开会，曾经吵过半天怎么看当时中国经济的问题。当时经济学者强调说，经济中主要的问题是产权问题，那时在经济学中产权的问题是最热门的。而我的看法是，产权问题是重要的，但现在决不仅仅是产权问题。或者说，产权是必要条件但不是充分条件。为什么这样说？因为当时经济不景气的问题已经开始露头了，关键的问题是生产什么，什么就卖不出去。更重要的是，这些问题并不仅仅是表现在国有企业上，在“三资”企业、民营企业中，也同样是如此。这说明，问题并不仅仅在产权上。在大街上人们经常看到商店门口的“跳楼价”、“吐血价”、“拆迁价”的标语，就是这个时候开始出现的。我记得我在北京大学工作的时候，有一天早上一个女同事给我打电话，说她在早市上买了一条裙子，15块钱，质量还好，她说怎么能便宜到这样，论布料不够布料钱，论工钱也不够工钱，这个东西怎么能便宜到这样。我不知道广州的市民当时是什么感觉，但在北京，在全国许多地方，都是这样的感觉。所以，在1997年、1998年、1999年这段时间，我把它叫做“高增长下的普遍萧条感”。特别是一部分市民，过紧日子的感觉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
到了2000年前后，另外的一个现象我们就能够看到了。2000年是中国经历了经济增长率连年下降之后，第一次出现反弹，GDP增长达到8％。这是从经济的角度来说的。但这一年，我们看一看社会的状况，在GDP 8％增长的情况下，社会方面的情况非常不乐观：贫富差距的问题没有什么改变，而且出现恶化的现象；就业的问题没有好转；社会治安的问题没有好转，而且也在恶化。这和80年代的情况很不一样。80年代的时候我们的社会有一个逻辑，经济每增长一步，社会的状况就会随之好转。这个逻辑很好理解，80年代的问题主要是由于匮乏、贫困、经济发展水平低造成的，经济条件好转了，社会问题自然也就缓和了。所以，在当时的情况下，只有一个经济政策就行了。但是2000年这一年，象征着这个时代已经过去了，经济的增长已经不能带来社会状况自然好转。这说明现在只有一个经济政策不行了，现在还需要一个独立的政策。经济的增长已经不能使得社会状况自然好转，需要有一个办法使经济的增长转变为社会状况的改善。怎么把经济增长的成果转化为社会进步？这就需要社会政策。最近这几年，从上到下已经开始重视社会政策问题，基本的背景就是这个。
到了2001年、2002年、2003年经济仍然在快速增长，但是这时候，分析一下就会发现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在每年经济快速增长的情况下，这个经济增长对大多数人来说已经没有什么关系了。也就是说，社会当中大多数人没有在经济增长中受益。这个其实只要估算一下有关的数字就大体可以算得出来。我们先看农民。根据官方的统计数字，1997—2000年，中国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从209013元增加到22534元，同一时期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实际增幅分别为46％、43％、38％和2％。农民收入增幅连续四年呈下降趋势。但这还是平均数字，里面包括了个别“高收入户”的独特贡献。在平均数字的背后，实际上很难有数据表明大多数农民的收入是增加的。我们知道，大多数农户的收入主要有三个来源，一是出售农副产品的收入，二是在乡镇企业做工的收入，三是在外地打工的收入。首先，在最近的几年中，主要农副产品的价格下降了30%—40%，在农副产品的总量没有大幅度增加的情况下，农民从出售农副产品中获得的收入应当是减少了的；其次，近些年来，许多乡镇企业开始处于不景气的状态，乡镇企业中就业人员净减少了2000万人，在乡镇企业中就业人员工资没有大幅度提高的情况下，农民从这个途径获得的收入不可能有实质性的增加；再次，外出打工人员的收入没有明显增加（理由在下面论述）。将这三个因素考虑进来，可以看出，就大部分农民来说，近些年来收入没有实质性的增加。
再看农民工。人们在论证农民收入增加的时候，一个主要的证据是农民外出打工收入的增加。事实上，这个论据是很值得怀疑的。因为打工收入的增加，主要涉及两个因素，一是打工者的人数，一个是其工资水平。从这两个因素来看，我看不到农民打工收入明显增加的根据。从打工者人数看，在90年代初，中国农村外出打工的人数就达到7000万至8000万人，在90年代中期达到1亿人，而现在这个数字也还是1个亿。从其工资水平来看，人们经常说，在过去15年的时间里，珠江三角洲打工者的工资几乎没有增加。而最近中国国民经济研究所完成的一份《变革时代经济形势及资本市场分析》报告则指出，改革开放20年来，中国的劳动力成本几乎没上涨，并将其作为有利于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因素。所谓劳动力成本没有上涨，说得通俗点就是工人的工资没有提高。尽管经济学家可以将这种状况看作是支撑经济持续增长和加强中国经济在国际上竞争力的一个条件，但从社会的意义上说，这意味着，这些来自农村的打工者的收入，没有伴随快速的经济增长而增加，换言之，是他们并没有从这种经济增长中受益。
再看城市中的下岗失业人员。近些年来，尽管正式公布的城镇登记失业率一直在3%左右，但专家测算，实际的下岗失业人员总数可能达到4000万至5000万人。就这些人员来说，快速的经济增长与他们并没有直接的关系。能体现在他们身上的，主要是社会保障标准的提高。如在北京市，失业保险金由1999年的291—374元增加到2002年的305—419元；下岗职工基本生活费，由1999年的286元增加到2002年的326元；低保标准由1999年的273元增加到290元。就是仅仅从增长速度来说，也远远低于经济增长的速度。因此，也可以认为这个群体也没有从快速的经济增长中获得好处。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在每年经济7%—8%的增长速度之下，上述三部分人并没有能够从这个增长中受益。但这只是问题的一面。从另外一面来说，如果没有每年8％—9％的增长，很可能社会的状况要恶化，大多数人的状况会恶化。从这里我们看到一种令政府两难的现象。有一次和一个区的区长聊天，他好像心事重重的，他说我现在什么都不想，我只有一条，把几百万美元的招商引资的任务完成了，这是上面给我的指标，要不我的区长就当不成了。从中我们可以看到，各级政府为了保证8％、9％的增长，把主要的精力都放到这里了。政府的职能是社会公共事务，不是搞经济建设，但是问题在于，如果不把精力放在这儿，不维持8％、9％的增长，很可能农民的状况会恶化，失业下岗的人数就会增加。所以地方政府也是处于一个两难的处境。你把精力放在经济上，虽然经济增长上去了，但结果是对大多数人没有好处。你不放在上边，社会的状况会恶化。
现在我们可以总结一下了。从“微观不好宏观好”，到经济高速增长下的普遍萧条感，再到经济增长不能导致社会状况自然好转，再到经济迅速增长但大多数人不能从中受益的“经济增长的悖论”，给了我们一个启示，就是我们经济社会生活中的一种新逻辑在形成。这不是数字的问题，不是局部的问题，也不是现象的问题，而是一种新的社会逻辑形成了，一个新的社会产生了。这就是我们的结论。
二、新的社会产生的背景
第二个大的问题是，这样一种变化发生的背景是什么？或者说在背景当中有哪些因素对它起了作用，进一步的问题是，在这个背景中正在发生着什么样的变化。
在这个背景当中，我特别强调的是三个因素。这三个因素有我们平时关注得比较多的，也有我们平时关注比较少的，甚至是完全忽略了。对平时关注比较多的，我们讲得简单一些。而对于被忽略的，我们则要讲得详细一点。
第一个因素是从生活必需品时代向耐用消费品时代的转型。生活必需品大家知道就是柴米油盐，我们生活中必需的东西。在生活必需品时代，生产和消费主要是围绕这些东西来进行的。耐用消费品大家都知道是房子、汽车等耐用消费品，而耐用消费品时代就是整个生产和消费主要围绕耐用消费品来进行。这个变化发生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我们都能够感受到，但这件事大家太习以为常了，都没有把它当回事，也就忽视了它对中国社会的影响。
与这个转变相联系的问题我们叫做内需不足、市场疲软。最近这几年我们很多问题出在这上面。9％、8％的增长，大家知道得有一个什么样的条件才能达到这样的经济增长？40％的固定资产投资的增长，30％—40％的进出口增长，才能达到8%、7％的增长。为什么？这个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就是刚才说的内需不足、市场疲软。有关内需不足、市场疲软的问题，包括在报纸上发表的文章，估计不下十万篇。但中国的内需不足、市场疲软究竟是什么样的情况和背景下发生的？它是什么性质的现象？可以说并没有说清楚。为什么？这就在于忽略了这个背景。
为什么这个背景会被忽略？因为它太普通、太司空见惯、太不足为奇、太理所当然，没当一回事，但它非常的重要。从个人的角度来说，过去我们是柴米油盐，现在是房子汽车。这有什么可说的呢？你过去为柴米油盐而奔忙，现在为房子汽车，不是挺好的吗？是挺好的，没错，从个人来说一点问题都没有。但是从一个国家、一个社会来说，要完成这样一个转型就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我们举一个例子，上个世纪的30年代，在西方发生了一场经济大萧条。我们看《子夜》的时候都知道，当时中国的上海都受到了影响。30年代经济大萧条是怎么发生的？我们中学的时候就学过这个问题，马克思主义的解释就是，这是资本主义周期性的资产过剩危机。这个解释对不对，对，但等于什么也没说。为什么？在经济大萧条发生的时候，资本主义已经存在几百年了，为什么以前没有发生这样的危机？你不是说是周期性吗？30年代后到现代又六七十年过去了，没有出现像30年代大萧条那样的经济危机？你不是说是周期性吗？它怎么就这一次？现在回过头去看，问题已经很清楚了。30年代的经济大萧条就是从生活必需品时代向耐用消费品时代的转型造成的。可以说西方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就面临着这样一个转型，但就是转不过去。那时的情况跟我们现在一模一样。当时一个象征性的例子是把牛奶倒到沟里去，前几天我们河北的牛奶就卖不出去了，倒掉了，和当年一模一样。在30年代经济大萧条的时候，生产的东西卖不出去，转型转不过去，于是爆发了30年代的经济大萧条。西方国家在经济大萧条中进行了一系列的制度创新，然后很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战争创造了新的需求，结果使西方社会完成了这个艰难的历史性的转型。
我们回过头来看西方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干了什么，可以说就干了一件大事，就是完成了从生活必需品时代向耐用消费品时代的转型。这个转型之所以难，是因为要完成从生活必需品时代向耐用消费品时代的转型，就必须实现消费模式的转换，即将与生活必需品时代相适应的消费模式转为与耐用消费品时代相适应的消费模式。必须注意到的是，耐用消费品时代的消费模式与以前时代是根本不同的。比如，生活必需品的数量多，单价低，而且消费的时候没有弹性，因为是生活必需的嘛。举个例子来说，你下班回家做饭，菜也切好了，锅也烧上了，油也热了，准备下锅了。一看酱油没有了，而你做的菜不放酱油就不好吃。怎么办？这时候你用不着太多的思考，得赶快去买。你口袋有一块钱，酱油也是一块钱，你不用犹豫就会买，酱油是一块钱，你口袋里只有5毛钱，你借5毛钱也要买。为什么？因为没有酱油这菜不好吃。这还说的是酱油，如果是盐的话就更没有弹性了。
如果要买一幢房子的话，就不是这么简单的了。耐用消费品的特征首先是数量少，单价高，而且往往是仅靠手中的现金支付不起的。比如，买房子，你不但要用你现在挣的钱，就是现金，还要用你以前挣的钱，即储蓄，甚至还要用你将来可能挣到的钱，就是按揭。而且，你要买一套房子，可能还要做一系列的选择，是买别墅呢，还是买公寓呢？买公寓是买两间的呢，还是买三间的呢？是买市区的呢，还是买郊区的呢？是买新房呢，还是买二手的？是现在买呢，还是过一段再买呢？是全额付款呢，还是按揭呢？你会有这么一系列的选择。但是这些选择怎么做就不是你自己的事情了，而是你必须要在特定的制度背景下才能做这些选择。比如说，你搞按揭，交了首付之后还要按揭20年，一个月交5000元，大家想想，这是你自己能决定的吗？你自己做不了这样的决定。为什么？你必须得依靠制度才能做这个决定，起码要看你自己的就业状况是否稳定，收入水平会如何变化，就是说你必须有一个预期。但是这个预期仅仅靠你自己是不行的，你还得考虑你的就业环境是什么样的，收入是否稳定，以及会不会有需要钱的突发事件发生的可能。所以和耐用消费品时代相适应的消费模式的形成需要特定的社会制度和结构条件作为基础。
这需要什么样的制度和结构呢？你看看30年代西方在经济大萧条当中干了什么就明白了。对于30年代经济大萧条，大家知道的更多是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凯恩斯主义等，而有一个问题大家平时很少注意到，就是福利国家和社会保障制度，这是30年代经济大萧条时西方国家干的最重要的一件事儿。我们一说到社会保障，说到福利国家的时候，人们总会想，什么时候应当搞社会保障，什么时候应当搞社会福利？那总得是经济繁荣、政府财政收入不断增加，政府有很多钱的时候。其实，这大错特错！西方的社会保障绝不是在它经济状况好的情况下搞的，恰恰相反，是在它经济条件最差、经济最困难的时候搞的，就是在经济大萧条的时候搞的。因为如果你没有社会保障，人们就不买你的东西。几年前，房改还没有搞的时候，像我们这么大年龄的人几乎都在嘀咕：房改马上要搞了，要多少钱？不知道！知道将来孩子上学要花钱，但是要花多少钱？不知道！再往后想，你老了总会得病吧，等你老了得病了，公费医疗还有没有，医疗保险到底能起多大作用？你得掏多少钱？不知道！老了有没有养老金，有多少，够不够生活？不知道！总之是一系列的不知道，就是说你对生活没有办法产生明确的预期。怎么办呢？就尽量地存钱。所以中国现在的消费率已经下降到50％左右，达到历史上的低点。内需不足是哪里来的？与此有很大关系。为什么中国的经济增长要严重依赖进出口？因为生产出来的东西在国内没有市场。为什么？首先是大家不花钱，所以前几年经济疲软的时候，我国的经济学家和政府官员老是在想，老百姓有几万亿的存款，你就花了吧，哪怕花一半市场不就不疲软了吗？但是他不知道，那是老百姓保命的钱。老百姓也知道攒这点钱不见得有用，但是有点儿总比没有点儿强。所以我们就看到我们经济生活当中一个非常要命的现象，就是储蓄迅速的增长。记得90年代中期的某一年，国家统计局的数字是，这一年我们通过工资总额的方式分配了6000个亿，但也是在这一年，储蓄余额的增长是6000多亿。我们都知道储蓄余额有一部分是农民的，但是比重很小。这样给人们的印象就是城里人没吃没喝就过一年。但是我们都知道，其实吃也吃了，吃得还不错，喝也喝了，喝得也还行，但是储蓄就是比工资总额还多。这种情况并不是那一年所独有的。近些年来，我们社会中一直是每年储蓄余额的增加高于当年的工资总额。比如2002年，这一年工资总额是12000亿元，但每个月储蓄余额的增加都在1100亿以上，而且仅2003年1月份这一个月储蓄余额就增长了3700亿，但是这个月以工资总额的方式发放的劳务报酬只有1000多亿元。
这说明我们这个社会在最需要社会保障的时候，社会保障失效了。大家不要老觉得社会保障是社会道义的问题，是对社会弱势群体的救助和扶持。不完全是这样，应当说当一个社会进入耐用消费品时代的时候，社会保障是一个社会经济活动能够正常进行、经济增长能够得到保障的最基本的条件。而现在我们进入耐用消费品时代的艰难，我们在这个过程中遭遇的内需不足和市场疲软问题，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有效的社会保障制度的缺乏。
第二个因素就是城市化的滞后。当美国遭遇经济大萧条的时候，或者说美国在进入从生活必需品时代向耐用消费品时代转型的时候，它的城市化程度是52％，也就是说有一半的人已经进入到城市了。因为耐用消费品需要以城市化作为基础，必须使大部分人住到城市中来。
而在我国，城市人口去年第一次超过40％，但是这个40％有很大水分。深圳马上就变成一个没有一个农民的城市了，因为已经完成了“农转居”，但是我们知道，已经转为居民的农民，该种地还是种地，该住在村子里还是住在村子里。现在我们说城市化的程度是40％，实际上真正的城市人口可能只有30％多一点。美国在进入耐用消费品时代的时候有一半的人住到城市，而在中国进入耐用消费品时代的时候城市人口的比重比人家低了两成。这里有一个问题，谁是耐用消费品的消费者？前几年看电视的时候，经常看到一个广告，叫“万家乐，乐万家”（热水器的广告）。看到这个广告的时候我就在想，是谁在生产这个热水器？农民工。但是农民工消费这个热水器吗？不消费。要消费这个热水器得有三个条件，第一得有电或者煤气，第二要有自来水，第三是你必须有一个能挂这个热水器的稍微像样一点的卫生间。别的都不说，就农村的厕所它就挂不上这个热水器！还有，在各大城市中，大量的住宅在兴建。谁兴建的？农民工。农民工是这些房子的消费者吗？不是。在我们国家存在一个非常独特的现象，就是这个社会当中有一批人，这一批人的数量还不小，他生产这些东西但他不消费这些东西，这种现象在世界上是少有的。如果按照三个产业来说，我们算一下账，在中国提供第二、第三产业产品的人有多少？大概有四个亿，其中城市当中两个亿，还有一个亿的乡村工业工人和一个多亿的农民工。如果说我们的社会已经进入耐用消费品时代，社会当中消费这个耐用消费品的人有多少？和生产这个东西的人差不多，三亿多真正的城市人口，一亿富裕农民。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这个市场不疲软，消费还很充足，那就奇怪了。这么多人生产，这么多人消费，需求不足，市场疲软是正常的，所以我们现在的问题就在这里。
城市化的问题，还不仅仅是收入的问题，同时也是一个生活方式的问题。比如说用电冰箱，得有两个条件，第一得有电，第二你得不是一种房前屋后种瓜种豆的生活方式，你如果是房前屋后种瓜种豆，你随便在地里摘一把菜，都要比放在冰箱里新鲜吧！至少在农村这个问题是不现实的。还有洗衣机，也要有两个条件，一个要有电，二要有自来水。我在陕北的时候住在一个老乡的窑洞里，看到洗衣机装的就是粮食。我问他洗衣机什么时候买的？他说结婚的时候买的。“用过吗？”“没有！”“那你为什么要买这个？”“因为结婚的时候都得买这么一套！”他们这个地方有电，但是他们住的地方是在小山坡上，用水不方便。要从山坡下的井里担水，洗衣机是没法用的。
我们现在很多问题就是卡在这个城市化上。打个比方，现在我们13亿人口，可以比作13个人。在这13个人中，有4个人在包饺子，但是他们包饺子的目的不是为了自己吃，他得卖饺子，他通过卖饺子养活他们4个人（自己），还得养活他们的家属。家属有几个呢？城市家庭是两个养一个，1亿农民工一个养两个，算2个，1亿个乡村工业的工人，一个养2个，又是2个，他得养5个家属。总共13个人，4个人包饺子，靠卖饺子养活他们4个人，再加上5个家属，一共他得养活9个人。现在饺子已经包好了，等着卖，但是马上有9个人站出来说饺子很好吃，但是我们买不起，我们就喝碗饺子汤好了，这就是9亿农村人，还剩下4个人，这就是城里人和少数富裕农民。可这当中又有一个人说，这个饺子我买得起，但是我不爱吃，我想吃烤鸭。这个人是谁？就是买汽车要买进口的，买彩电也要买进口的人，就是城市中最富有的人。这就是我们城市化的问题。城市化解决不了，进入耐用消费品时代的问题就解决不了。
第三个因素则是贫富差距。贫富差距问题我后面还要讲，这里只说它与进入耐用消费品时代的关系。现在有一个说法，在我们的社会中，20％的人拥有80％的财富，80％的人拥有20％的财富。乍一看，这个说法很难让人相信，但仔细想想，其实差不多。城市人口中去掉失业下岗的，占整个社会人口的比重大约就是20％，而大部分财富就在这些人的手里。这样问题就来了。对于拥有80％财富的20％的人来说，对于他们耐用消费品的消费已经处于饱和状况。因为耐用消费品的消费有一个限度，我有钱，要房子，五套、十套够了吧，买车也是一样。因此，作为中国富裕的群体来说，他们有这个消费能力，但其消费已经处于饱和状况。另外的一头呢？80％的人拥有20％的财富，他们有消费耐用消费品的需求，但是没有现实的购买力。中国的社会结构就这两大块，耐用消费品卖给谁呢？
这里涉及一个理论问题，就是公平和效率的问题。在我看来，没有一个理论上的、一般化的、可以概括的公平与效率的关系，公平与效率的关系都是以特定的背景为基础的。离开特定背景的公平与效率的关系问题是一个伪问题。比如说我们刚才讲到的中国社会在80年代和90年代的差异，在90年代和80年代，公平与效率的关系是明显不同的。可以说，在80年代，收入差距大一点可能对中国经济增长有好处。发展经济学当中有一句很有名的话，叫“一个国家为什么穷？就是因为他穷！”前一个“穷”是说他经济增长速度慢，经济发展水平低，第二个“穷”是说他缺少资本，资本形成率很低。而资本形成和收入分配是有密切联系的。同样200元钱，两个人分，怎么分？一种是一人100元，可能一个月以后各自花了90，还剩10块存在银行，这时有了10％的资本形成；如果再换一种分法，一个人给50元，另一个人给150元，分50元的人，他日子过得有点难，但是糊弄糊弄也就过来了。而分150元的那个人当然比分到100元的时候生活过得好一点，浪费一点，花掉了110元，到这一个月过去的时候，把40元存进银行，变成了投资，然后我们说总体上有了20％的资本形成，资本形成率提高了一倍。这个时候，我们看到收入分配稍微不平衡一点、差异大一点对经济增长是有好处的，可以提高资本形成率。这个逻辑在80年代甚至90年代初期对中国来说都是成立的，在当时的情况之下贫富差距拉开一些，对中国经济是有好处的，至少在这个意义上来说是有好处的。但是到了现在，情况不一样了。因为现在最主要的问题不是资本形成问题。资金的问题、资本的问题，现在被地方政府夸大了，到处嚷嚷招商引资，甚至用不合理的政策去招商引资。其实，如果你有一个项目，真正有市场，在中国缺少资金吗？不会，现在真正的问题是市场的问题，是这个东西生产出来的时候销得出去销不出去的问题，有没有人买的问题，这说明经济增长的瓶颈，已经由资本转向了需求，所以现在制约中国经济增长的问题更多不是资本的问题，而是需求的问题。这也从一个侧面可以佐证90年代的社会逻辑和80年代已经不是一回事儿了。在这样的背景下，公平和效率的关系也大不一样了。在80年代，我们可以说公平可能会妨碍效率，但在90年代，即使是从效率的角度来考虑，公平也是中国经济增长当中必须解决的问题了。
第二个大的背景是，改革进入利益格局形成的新阶段。90年代和80年代在这个背景下的不同有几点：第一，和人们的利益最相关的改革，比如住房制度的改革、用工制度的改革、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医疗制度的改革等等，都是在90年代发生的，80年代的时候基本上说什么好改改什么，什么不好改放一放。所以把这些改革都拖到了90年代。社会当中最重要的资源也是在这个时候分割的，人们和那些最重要的资源的关系是在这个时候改变的。第二，如果说80年代的改革也涉及利益格局调整的话，那么这个调整是一个过程，到了90年代调整出来的格局开始定型化了，开始定型化为一种社会结构，这是90年代和80年代不同的一点。
第三个大的背景是全球化的趋势以及中国逐步加入全球化的过程。有人认为，在中国改革的过程中，对外开放一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动力。甚至有人将改革看作是对外开放的配套措施。这样的说法尽管不见得准确，但也可以说明对外开放在中国改革中所起到的重要作用。在90年代，中国对外开放的进程进一步加快。其中一个重要因素，就是为加入世贸所做的各种前期准备。尽管中国实际加入世贸是在2001年，但为加入世贸所做的准备实际上早就开始了。特别是在90年代的最后几个年头，此项准备工作更是达到紧锣密鼓的程度。而2001年正式加入世贸，更使中国社会以前所未有的程度建立起与国际社会的关系。
随着卷入全球化进程程度的加深，特别是加入世贸，原有的社会结构受到了明显的冲击。最近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一份研究报告指出，加入世贸会在社会的层面产生如下一些重要影响。首先，是社会结构的进一步分化。全球化的过程意味着一些新的游戏规则的采用，而新的游戏规则，则会为一些新的经济和社会力量提供新的发展空间。同时，在这些新的空间和机会结构中成长出来的新的社会组织及职业群体也必然参与到利益分配过程，迫使原有的利益群体和利益分配格局进一步分化和重组。从社会分层的角度看，目前已经形成的社会分层结构、群体构成以及不同阶层的实际资源占有状况也会出现进一步变动。其次，新型社会组织将迅速成长壮大。加入世贸组织后，由于对外经济活动的迅速拓展、外资的大规模进入以及各项经济体制改革的进一步推进，外资企业、私营企业等非公有制经济将会得到更快的发展，国有企业改革的进程也会加快。多种经济成分参与竞争的结果，必然带来经济组织与经济活动方式的创新，原来由政府直接承担的一些经济职能将逐步分离出去，各种非政府的市场中介组织和机构则会迅速成长。随着独立于政府的社会资源和新经济组织体系的扩张和利益群体以及社会阶层的进一步分化，不同经济组织之间、经济组织与政府之间以及政府与公众之间的关系模式将会发生更为深刻的变革。在这一背景下，其他类型的社会组织，特别是协调不同经济组织之间的利益，以及政府和公众之间关系的社会中间组织也会加快发育和成长，整个社会的组织形态将会发生更大变化，市民社会框架将逐步形成并走向成熟。
三、社会结构的变化
第三个大问题，就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结构演变的新趋势究竟表现在哪些地方。
我们在分析社会结构的时候，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关系就是社会结构和资源配置的关系。社会学讲资源的时候比经济学讲的范围要大，它讲的是三种，第一种是经济资源，第二种是政治资源，就是权力，第三种社会资源，就是社会威望、社会地位等等。后面两个方面的资源人们容易忽视，或者往往被看作是由经济决定的，其实这三个东西是不一样的。比如说“文化大革命”时期，我们把知识分子叫“臭老九”，他们政治地位很低，但经济地位是不低的。大学生毕业就是50多元，而一个学徒工20多元，甚至十几元。出徒了也就二三十元。社会地位就是受到人们尊重的程度，这其实非常好判断。比如说当时问一个女青年，说你找对象是找一个大学生，还是找一个二级工，三级工？我们就能判断出来了。这就说明，对于个人来说，这几种资源在社会当中的配置并不是同样比例的。按照这样的思路，我们对比一下80年代和90年代的资源配置情况是非常有意思的。
这三种资源的配置有两种方法：一种是“一体化的分配”，你这个多那个也多，这个少那个也少，经济地位高，政治地位也高，社会地位也高。还有一种方法是这个多一点，那个少一点，我管它叫弥散型配置。资源配置的这种差异对整个社会生活的影响是非常大的。大家去想一想，80年代的社会心态的特点是什么？可以概括为“普遍的不平衡感”。那时候万元户的收入高，比国有企业的职工，比机关干部要高得多，他说你牛什么，一个月不就七八十元钱吗？一年的收入还不够我一个月挣的呢。但同时他们心里也不平衡，因为尽管钱挣得很多，但在社会上还是低人一等，被人瞧不起，心理不平衡。机关干部和国企工人心里想，你有什么？不就是有两个臭钱吗？你看我这儿是铁饭碗，住房花不了什么钱，还有公费医疗，老了还有养老金！但又一想，自己的收入确实是低。知识分子呢？他的政治地位提高了，成了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了，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了，但是他就是穷，所以他也不平衡。甚至有一段时间农民也觉得有一点自豪感了，因为有一段农民的收入增长很快，而城里则是物价上升很快。但到了90年代，还有不平衡感吗？不是了，普遍的不平衡感转变成一部分群体的严重的挫折感。如果说在不平衡感中还有点自己可以牛的东西的话，现在有些群体真的没有任何牛的资本了。你说失业下岗人员还有什么可牛的？农民还有什么可牛的？农民工他有什么可牛的？对这些人来说已经不是一个不平衡的问题，而是严重的社会挫折感的问题。所以，从社会资源配置的角度来说，80年代的时候，往往是这个多一点，那个少一点。但是到了90年代，则是赢者通吃。你要有就都有，你要没有就几乎一无所有，于是就产生了一部分群体的严重的挫折感。这个社会现象非常重要。所以我们分析这个社会结构的时候，必须要对这个社会的资源配置给予足够的重视。
概括起来说， 80年代是一个资源扩散的年代，90年代则是一个资源重新集聚的年代。在改革前，中国社会的资源基本上掌握在国家的手里，那时候资源高度集中，但是市场取向的改革，使得市场成为一种新的社会资源的配置方式，这种新的社会资源的配置方式的出现，导致了原来由国家集中控制的资源通过市场这种毛细血管逐步向外扩散。所以你能够看到80年代的社会资源在不断向社会各个角落扩散的过程。到了90年代，扩散到社会各个角落的资源又开始往社会中心集聚。总的来说，从整个社会向东部集聚，又从东部沿海地区向城市集聚，在所有的城市当中向大城市集聚，在大城市当中向省会以上的城市集聚，在省会以上的城市当中向北京、上海集聚，在北京、上海这些城市当中向少数群体集聚。有一个报道说上海近年来为了美化市容从农村买了17万棵大树，叫“大树进城运动”。这种现象在许多城市都有，不光是上海。就是说农村的树长得好看一点都不配了，得搬到城市中来，有的是长了几百年的大树。有的专家说，在这个折腾过程当中，大树几乎死了一半。农村的地好一点，城市说我要发展，要征为建设用地；农村的水干净一点，城市人说我要喝，在这里建一个水库，你不要用了；然后说树好看一点，你别放在这里了，在这里浪费，移栽到城市里去；甚至还有人说，哪怕农村的姑娘好看一点，他也要弄到城市里去。我们看到资源 从扩散到集聚的这样一个过程，导致了整个社会结构有非常重要的变化。从这些现象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在80年代和90年代，资源配置上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变化的趋势甚至是一种逆转。
而资源配置方式的变化对社会结构有着重要的影响。我们可以大体分析一下。刚才我们说了，在80年代资源的配置呈现一种扩散的趋势。这种资源的扩散对社会结构产生了重要的影响。第一，社会中的弱势群体、在社会中处于边缘地位的人，在改革当中最早受益，觉得这改革还真有点共同富裕的样子。我们都知道，改革开始的时候是在农村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粮食价格提高，农民得到了好处；城市当中最早得到好处的是个体户，个体户大都是当时没有什么门路的人，有点门路的都进了国有企业，进了机关了，没什么门路的人就自己去谋一点生机，政府解决不了他们的就业问题，就允许他们自谋生路，当时叫广开就业门路。他们是最早富裕起来的。最早富裕起来的，还有所谓从山上下来的，就是劳改释放或刑满释放人员，不管怎么说他们是社会中最边缘的人。第二，社会的边缘地带特别是农村和小城镇出现了兴旺的气象和发展的生机。最早农村改革的进行，使得资源释放出来了，但是城市的改革还没有进行，资源流不到城市中去，于是在农村中积累起来，形成了乡镇工业，乡镇工业又推动了小城镇的繁荣，于是形成了农村和乡镇发展的生机。第三个是随着改革的推进，基层政府和企业获得了更多的自主权和可支配资源，成为积极活跃的社会主体，这个时候基层社会出现了活力。过去再大一个工厂，构不成一个企业，实际上是一个车间，因为它不能完成一个相对独立的经营活动；但是通过放权让利的改革，企业也好，基层政府也好，有了可支配的资源。
但到了90年代，形势发生了逆势，随着资源的重新积聚，社会结构变化的方向也变了。首先是由共同富裕变为贫富差距不断扩大。目前中国社会的贫富差别不断扩大，两极分化日益严重，这已经成为社会公认的事实。具体的情况我们下面再讲。其次就是社会的边缘地带出现明显的凋敝。我们现在的农村和80年代可不是一个农村，很多地方比80年代破败得多。我们每年“五一”都要举行大型联欢会，去年“五一”的时候我听彭丽媛在唱《在希望的田野上》的时候，心里特别难受。整个歌曲是在80年代出现的。当时农村第一次有了生机，有了活力，似乎真的看到了希望，成为希望的田野。但是到了90年代，很多村子日渐破败和凋敝，有的村子相当多的年轻人都出去打工了，在村子里很少看到年轻人，村子里都是老头老太太。有人把这样的村子叫做空巢村。一次，和中国人民大学的一位教授聊天，他说，你再看看中国农民的眼睛，跟80年代非常不一样，90年代农民的眼睛都是木木的。再次，就是现在基层财政被掏空。80年代地方财政状况还不错，到了90年代只有省以上的财政才好，省以下都不行。现在一半以上的县不能够按时足额发工资。我去陕北的一个县，住在老乡的家里，老乡的姐姐是县里妇联主任，姐夫是县委的组织部长，按说两口子都是有点权力的，但是两口子却在市场上摆一个小摊卖小吃以补贴家用，为什么？因为单位经常发不出工资。而镇一级政府则是债务沉重，国家原来统计是2000多个亿，现在公布是5000个亿。在村庄这一层，一个村子50万左右的债务是太平常不过了。所以，总体算起来可能也要三四千个亿。所不同的是乡镇欠的是银行的钱，村庄欠的是高利贷。
刚才我们讲到贫富差距的问题。这个贫富差距的问题，尽管有不同的数字，但是大体上可以这么说，90年代中期，如果把世界上所有的国家按照不平等的程度分成三等份的话，中国是处在第二等份的最上端，是处于中等不平等国家当中最不平等的位置。现在是属于世界上最不平等的1/3的国家中的最低端。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副主任鲁志强在2002年的一次国际研讨会上指出，中国已经进入世界上很不平等国家行列。这是我第一次看到的中国的官方人士公开承认中国进入了很不平等国家行列。有的经济学家说，中国是城乡二元结构，城乡衡量不平等程度的基尼系数应当分开来算。这是完全没有道理的。世界上有的非常不平等的国家，城乡也是一个重要的因素。如果都分开来算，基尼系数是降低了，但事实改变了吗？没有。如果将穷人和富人再分开来算，那基尼系数就更低了，用这个标准来衡量的社会不平等程度也很低了，但这除了自己欺骗自己，有什么用处？当然，城乡之间的差距确实是一个大问题。实际上城乡的问题，我觉得要改变一个看法。城乡问题我们讲了这么多年，好像给人的一个感觉就是说城乡问题各国有，只不过中国重一些而已。但我可以肯定地说，不是这样的，中国的城乡问题是世界独一无二的。城乡人均收入差距整个世界上平均是15倍，而中国呢？国家统计局的数字是3倍多，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数字是45倍，但这个数字不是全国统计数字，是一些地方的个案。近来的一些研究则表明，如果将社会福利等因素都算上，大约是6倍。我原来讲这个问题的时候，还多少有些保留，我说，在非洲有没有一个现在我们不知道名字的国家，城乡差距会比中国大，我不敢说，但是只要我们能随口叫出名字的国家，没有一个国家的城乡差距比我们大。我现在可以肯定地说了，就在我们不知道名字的哪个非洲的小国家也不存在这样一种城乡差距。世界上城乡差距处于第二位的叫莫桑比克，但是它也没有这么严重，莫桑比克的城乡差距是3倍。那么，也就是说，中国现在城乡差距如果在世界上排名的话，遥遥领先于第二位，比排在第二位的都要高1倍。中国的贫富差距，大约40％是由于城乡的差距造成的。现在中国的很多问题就卡在这儿。
在这样的一种背景下，可以说，一个两极分化的社会正在形成。现在许多人在讲中产阶级或中产阶层的问题。其实从改革以来就有一个中产阶级的神话。在80年代的时候，是不敢说，不让说；90年代时候，差不多可以说了。我们希望我们的社会变成一个中产阶级的社会。中产阶级是现代社会的一个基本结构性支柱。从经济上来说，中产阶级的存在是我们能够顺利完成从生活必需品时代向耐用消费品时代转型的一个主要条件；从政治上来说，政治和社会的稳定，都需要一个庞大的中产阶层。中产阶层社会是一个橄榄型的社会，是一个肚子很大的社会。问题是我们现在有没有一个像样点的中产阶层。其实，如果不算庞大的干部群体的话，我们的中产阶层是很小的。只有在北京、上海、深圳这些大城市，顶多包括一些省会城市和珠三角、长三角的一些城市，我们才可以看到中产阶层的身影，而在其他的地方，很少能看到中产阶层的影子。老实说，我们现在形成的是一个两极分化的社会，占据整个社会两端的，一方面是以占有大量资源为特征的强势群体，另一方面则是以拥有大量人口为特征的弱势群体。
在强势群体方面，首先是资源和财富正在向这个群体集中。我们前面讲过，进入90年代之后，社会资源配置呈一种重新积聚的趋势。其结果是，社会中的各种资源，越来越集中到少数地区、少数群体甚至少数人的手中。可以说，自90年代以来，一个拥有了社会中大部分资本的强势群体已经成型。构成这个强势群体的，有三个基本组成部分，即经济精英、政治精英和知识精英。从目前的情况看，这三部分精英不仅已经形成了一种比较稳定的结盟关系，而且具有了相当大的社会能量，对整个社会生活开始产生重要的影响。这个强势群体的社会能量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第一，对公共政策制定和执行过程的影响。在90年代中前期的时候实行经济紧缩的方针时，一些房地产商赞助了一系列的经济发展研讨会，由经济学家出面呼吁政府实行宽松的财政和金融政策。这可以看作是一个开端。第二，对社会公共舆论的影响和话语形成的能力。在90年代中期之后，传媒更多地受这个强势群体的影响。而由知识分子制造的主导性话语也更直接地体现了这个群体的价值和主张。第三，形成了弱势群体对强势群体的依附型关系。因为不管你愿意不愿意承认，弱势群体的许多机会是由强势群体提供的。
而在另一方面，则是一个人口众多的弱势群体。这个弱势群体主要是由如下的几个部分构成：除了部分富裕农民之外的贫困农民、进入城市的农民工和城市中的失业下岗人员。这三部分人几乎构成了中国人口的绝大多数。这个群体首先在经济上处于弱势。农民的收入在90年代中后期处于停滞的状态，特别是1997年之后，大部分农民的实际收入是下降的。按照官方的数据，目前农民与城市居民人均收入的差距已经扩大到3倍，而据有关专家的估计，实际上已经达到6倍。农民工的工资，在过去十几年的时间里，基本没有大的变化。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九五”期间全国城镇国有单位在岗职工减少3159万人，城镇集体单位减少1648万人，两者合计减少4807万人，与此同时，在城市中形成了以失业下岗人员为主体的城市贫困阶层。根据有关资料，1999年中国城市贫困人口的规模在1500万至3100万之间（而专家们估计的数字则是5000万人左右），其中主要是失业和下岗人员。而且应当注意到的是，国际上公认的贫困线一般是社会平均收入的一半，而我国城市贫困家庭的平均收入，一般只是当地社会平均收入的20%—30%。同时，这个群体在政治和文化上也是弱势的。根据
两极社会同时也是一个风险社会。现在国外有一些学者在讲风险社会，这个两极社会和风险社会有密切的关系。前几年亚洲发生金融风暴，非常可惜的一个事情是，只有经济学家对这个进行研究，很少有社会学家去关注亚洲金融风暴的社会背景是什么？其实经济危机的背后是有社会结构的背景在里面的。曼谷是在亚洲金融危机中受损害比较大的城市，而曼谷的社会结构带有很强的两极分化的特点。
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但在另一个方面，在这个两极的大格局之下，它又是一个分化得很细的社会，社会在不断地分化。在90年代，有几个过去经常使用的名词几乎消失了。其中一个名词就是知识分子。80年代的时候，知识分子是人们经常使用的一个概念， 比如说改善知识分子生活条件，提高知识分子待遇等等。当人们这样讲的时候，实际上意味着知识分子被认定是一个同质性的群体，这个群体内部的状况大体是差不多的。但在现在的社会生活当中，知识分子这个词汇已经用得相当有限了。为什么？因为知识分子本身已经高度分化了，体制内的知识分子与体制外的知识分子，进入市场的知识分子和没有进入市场的知识分子，甚至他们各自的内部还在更进一步地分化。还有一个概念就是工人的概念。原来一说就是工人、工人阶级。细分一点也就是全民所有制的工人和集体所有制的工人。而在今天，工人的概念虽然没有消失，但是凡是用到工人这个概念的时候，往往前面都加上了修饰词，国有企业工人、“三资”企业工人、乡镇企业工人、下岗工人和失业工人，笼统地讲工人这个概念的时候已经很少了。农民的概念有点特殊。确实我们还经常看到人们不加修饰地使用农民这个概念。但我们可以注意到，这主要是在两种情况下。一是在讲农民所面临的一些共同问题的时候，比如说农民的负担等。还有一种情况是讲农民的权利和国民待遇的问题。在后一种意义上讲农民的时候，这个农民的概念已经在很大程度上不是职业的概念，而是社会身份的概念了。但如果要讲目前我国农民的经济社会生活状况，往往也要加上修饰词了，比如东部地区的农民，中西部地区的农民，富裕地区农民或贫困的农民，务农的农民和外出打工的农民等等。这些概念的变化，揭示了一个最基本的事实，就是在过去十多年的时间里，我们社会的分化是越来越细化了。
现在值得注意的一个趋势是，这种收入的分化，已经开始定型化为比较稳定的社会分层结构。
在80年代的时候，学术界也进行了许多社会分层的研究。但实际上，当时进行的这些社会分层分析是很勉强的，因为当时中国的社会结构正处于开始分化的过程当中，正在形成中的阶层不仅很不成型，而且是非常不稳定的。我们去看一看当时一些研究出来的结果，就可以发现，当时分出来的那些“阶层”或“层”，没有存在多长时间，很快就发生变化了。但在进入90年代之后，特别在到了90年代中后期，情况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现在是相对稳定的阶层倒是真正出现了。或者说，在80年代和90年代初期开始分化而成的那些阶层，开始逐步定型化了。当然，不是说这当中不会发生变化了，因为现在的中国仍然是处在一个剧烈的社会变迁的时代，阶层结构肯定会发生变化，比如说城市化会带来城乡人口构成的变化，经济的发展会带来职业结构的变化，技术的进步会导致中产阶层人数的增加等等。我们说定型化是说，这样的一种结构框架可能会相对稳定相当长的一段时间。
我觉得说社会分层结构开始定型化，具有这样的几重含义：
第一，阶层之间的边界开始形成。阶层之间边界的形成，是阶层结构定型化的一个重要内容。而阶层之间的边界，往往是通过多种方式建构起来的。最显而易见的是不同居住区域的分离。80年代就开始出现比较明显的贫富差别，但那时候开始分化的人们在居住上并没有分开。在普普通通的住宅区当中，暴发户与贫困的邻居毗邻而居。但到90年代中后期，在我国的许多地区和城市，已经形成了明显的富人区。从全国来说，中国的富人区主要集中在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四城市。在北京，则主要集中在亚运村、中关村、燕莎附近。郊外的富人区集中在亚运村北部、西山地区、京顺路、顺义、机场沿线。这些从外表上就可以看得一清二楚。或者说这是最表面化的“区隔”的标志。
如果说由居住分区形成的阶层边界是可见的，那么，由生活方式和文化形成的阶层边界则是无形的。但这种无形的边界，不仅可以作为阶层边界的象征，而且，正如法国著名社会学家布尔迪厄所说，还是阶层结构再生产的机制。因为甚至像品味和审美等这样的因素，都可以因为专属于某一个阶层而起到强调和维护阶层之间边界的作用。近些年来，在一些城市，特别是大城市涌现了一批贵族俱乐部。比如，在北京，就有所谓“四大俱乐部”的说法。“四大俱乐部”的会员费一般在15万至2万美元之间，除此之外，每年再缴纳1200美元至1500美元不等的活动费。与特定的生活方式相联系的，就是同质性的社交圈子。在作为建构阶层边界机制的特有生活形成方面，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就是大城市白领文化的出现和“小资情调”的复兴。尽管就全国而言中产阶层的人数相当有限，但在一些特大城市中，中产阶层的人数还是占相当比例。而白领阶层的文化，特别是其消费方式、审美趣味以及体现这种审美的消费物品，其专属性是非常强的。
去年有一篇报道，说目前在大学的校园中已经形成了明显的分层现象。有人将其概括为大学里的五大部族：大富之家、小康子弟、工薪阶层、困难生、特困生。这些学生有着完全不同的生活方式。住的地方不一样，吃的、用的也不一样。甚至不同背景的学生形成了不同的价值取向、思维方式和性格特征。其实这不是学生本身的分层，而是学生的家长和家庭的分层。但这种分层体现在其子女身上，特别是在平等化氛围最浓重的大学校园中体现出来，也足可以说明这种阶层之间的边界已经是相当的清晰和深刻。
第二，内部认同的形成。阶层内部认同的形成是与阶层之间的边界联系在一起的。因为人们正是从这种边界中萌发“我们”与“他们”的概念和意识的。在1991年，上海市社会科学院曾经对上海市民的阶层意识进行过调查，得出的结论还是“有阶层化差别但无阶层化意识”。而在1996年的武汉进行的调查则表明，绝大多数市民具有阶层认知，其中3/4的人认为自己是处在一个不平等的社会当中。其他的一些研究还表明，在像失业下岗人员这样的群体当中，也具有一种很强的“我们感”。而我们知道，“我们感”与“他们感”是群体或阶层认同的最基本的因素。而在一些社会现象中，也往往可以折射出这种对于阶层和社会分化的认知。在90年代初期，在社会中曾经出现对贫富悬殊强烈不满的情绪。在许多次调查中都发现，在各种人们不满意的现象中，贫富悬殊往往是处在最靠前的位置上。但在最近的几年中，人们对贫富悬殊现象的议论反倒是比原来减少了。有人认为，这表明人们对贫富悬殊现象无奈地接受了。但事实上，无奈与不满往往是同时并存的。近些年来，有一个现象是很值得我们注意到的，这就是社会中开始广泛弥漫的“仇富情结”。在去年至少有三件事情是很值得人们深思的。一是刘晓庆偷漏税案引起的广泛议论，在这些议论中，虽然抨击的是偷税漏税现象，但也夹带着许多其他的东西，如富人都是偷税漏税的等，甚至不时出现打杀之声。二是牛群裸捐产生的广泛怀疑和非议。三是山西著名企业家李沧海被害案所引起的社会反响。本来一个人遇害，大家表示的应当是同情和悼念，但互联网的帖子中却出现许多对死者的攻击和怀疑，最主要涉及的是财富的来源。在中国人民大学社会调查中心进行的一项调查中，对“您认为在如今社会上的富人中，有多少通过正当手段致富？”的问题，仅有53％的人回答“有很多”。 2000年7月，根据国家计委社会发展研究所与国家统计局城调队联合对6个城市居民进行问卷调查，对当前收入差距拉大不太能接受和完全不能接受的占被调查者的365％，认为一般的占408％，认为勉强可以接受和完全可以接受的只占197％。上述情况也许表明，对目前贫富悬殊社会背景下形成的社会分层的认知，已经在形成的过程中。虽然现在还不能说已经形成了非常清晰的阶层意识，但一种与社会不满联系在一起的分层意识，已经是依稀可辨了。
第三，阶层之间的流动开始减少。在80年代，包括在9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