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身的幸福

——我在中山图书馆35年的生活与奋斗

莫少强（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副馆长）

1974年夏天，我作为海南国营农场的一名知青，参加海南通什农垦局组织的参观团来广州文化公园参观一个摄影展。经过海上两天一夜的颠簸，好不容易住进了文德路省作协三楼的招待所。第二天早晨，我推开窗户，清新的空气扑面而来，只见隔壁是一个颇大的庭院，浓荫绿树，红墙绿瓦，池塘里长满荷花，闹市里好一个幽静的去处。这是什么地方？我向服务员打听。她告诉我是广东省中山图书馆。好极了，是图书馆！我兴冲冲的奔下楼，要进去看看。门口戴红袖章的值班老伯却拦住我，说要看看我的借书证，我说没有。他说工作证、户口本也行。我说也没有。他说那你不能进去。原来那时进图书馆是要出示证件的。我是一名知青，什么证件都没有，只能失望的默默离去。没想到四年后，我会成为中山图书馆的正式员工，从此开始了长达35年的图书馆职业生涯，而且担任副馆长达20年之久直至最近退休。

在海南岛和湛江农垦度过8年多艰苦蹉跎的知青岁月后，我在1978年10月22日来到中山图书馆，在采编部从事征集和交换工作。那年我26岁。当时打倒“四人帮”不久，百业待兴。图书馆分为南、北馆，馆舍陈旧、狭小，到处是书、卡片和灰尘，最先进的设备只有铅字打字机和油印机。但我有一个预感，将来的图书馆不会是这个样子的，一定会有崭新的面貌和美好的前程。1980年春，我参加了武汉大学图书馆学系函授专业的学习，同时参加中山大学计算机系、广州市计算机应用办公室主办的计算机编程培训班，一边工作，一边学习图书馆学和计算机知识。开始学的是汇编语言，对我等计算机盲来说无异于读天书，后来又学习BASIC编程，才慢慢找到感觉。馆里没有计算机，我就到同学、朋友的单位去上机。有时夜深了，就在办公室里打地铺。国产DJS—130小型计算机，APPLEⅡ，TRS—80，IBM PCXT等许多人听都没听过的计算机，我都熟练用过。三年多的函授学习，得益非浅，我不仅获得了图书馆学的毕业文凭，也掌握了基本的计算机编程知识。1985年，我馆引进了4台具有汉字功能的IBM 5550微机，我和课题组的同志们开发成功“广东地方文献数据库子系统”，通过省科委的鉴定，1986年获文化部科技进步二等奖。今天看来，这是个非常小的系统，但这是我运用学到的专业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一次尝试，当时极大地增强了我的自信心。在此后的几年里，我如饥似渴地阅读大量的计算机书籍，很多概念、术语读不懂，我就几本书交叉轮换着读，相互印证，居然慢慢入了门，自学了系统分析、数据库设计、网络与通信等知识。我还用BASIC语言编写了“广东省西文图书自动编目系统”、“SLM标准文献管理系统”、“IBM PCXT多国文字图书情报管理系统”等软件，在国内数十个图书馆投入应用，为日后我馆进行大规模的系统开发和建设打下了基础。

上世纪80年代末，我馆新馆落成开放后，时任省委书记的林若同志对我馆自动化事业十分重视和支持，拨给专项经费271万元，外汇额度28.9万美元。那时我担任技术部主任，负责此项工作，深感责任重大。当时，国内既没有省馆全面实现自动化的实践，也没有商品化成熟的软件，因为选型不当，花费巨额资金引进的计算机不能用的例子也屡见不鲜。经过认真选型论证，并经国务院机电设备进口办审查批准，1990年3月我馆引进了当时最先进的IBM AS/400中小型机2套。设备安装调试完成后，我和技术部的同志们马上又投入系统软件开发。我们把系统建设的目标定位在“建设省级图书馆自动化及网络系统”，采用原型法进行开发，当年就开通了流通管理子系统，第二年实现了采访、编目、期刊管理、地方文献等子系统，第三年建立起以省馆为网络中心的珠三角公共图书馆自动化网络。1993年起我担任了副馆长，主持自动化工作，但仍然和大家一起参加软件开发，编写了大量程序。每天工作十几小时，有时就睡在机房里。那时虽然很苦，工资待遇也很低，但大家心里憋着一股劲，下决心无论如何都要完成开发任务。1994年7月该项目通过了文化部的鉴定，同年获文化部科技进步一等奖，1996年获国家科技进步三等奖。文化部专门发出文件，要求“九五”期间在全国推广应用这一系统。

1995年秋，我随文化部图书馆自动化技术考察团赴美考察。美国图书馆高度的自动化和网络化，众多高质量的数据库，广泛的信息服务，并开始应用互联网进行资源共享等，给我巨大的震撼和留下深刻印象。我深深感到，我国图书馆自动化不能只停留在软件开发和技术服务层面上，而要大量建设各种数据库，利用网络为社会服务。因此，我提出了与广东省信息中心合作，建设广东省新世纪电子图书馆的方案。但是，当时受到不少人的反对。有的同志认为，我馆的系统还要完善，不应该上新项目；有的同志认为应该象ILAS那样搞技术推广，可直接获得经济效益；个别人则说我是为了自己捞名利。到底我馆自动化事业向何处去？我的心情非常苦闷和沉重。在此关键时刻，黄俊贵馆长和班子其他成员给我以全力支持，统一了思想，将1996、1997年确定为我馆的数据库建设年，开始进行大规模建设全文数据库和各种特色数据库。因为经费没有落实，我馆和省信息中心的合作没有成功。但天无绝人之路，1997年广东省邮电管理局、广东省数据通信局、广东泰信公司和我馆经过友好协商，由我馆提供场地，他们投资网络、设备和装修，建成我国第一个网络化的多媒体阅览室。五年来该室接待了数以十万计的读者，为广州市民普及互联网知识，提供网上信息服务，发挥了重要作用。我馆利用电信部门免费提供的2M专线，建立了网站，为读者提供书目检索，迈出了网上信息服务的第一步。

1997年夏，我参加了文化部在河北黎昌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会议决定由国家图书馆牵头，上海图书馆、深圳图书馆、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辽宁省图书馆、南京图书馆等六馆合作（后来增加桂林馆），研制国家重点项目“中国试验型数字式图书馆”。我是课题组成员之一。从此，建设数字图书馆的序幕在中国大地掀开。但是，什么是数字图书馆？没有人能给出公认的科学定义，国内外也没有成功的经验。中国在探索，世界各国也在探索。我在研究中得出的结论是：中国的数字图书馆不能照搬外国的技术和模式，要采用符合国情的先进技术，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数字图书馆。但什么是符合中国国情的模式和技术，我感到自己还没有找到答案。1998年9月的某一天，我在网上无意中发现了“超星”——一个拥有数百万页资源的数字图书馆，眼前为之一亮。北京超星公司是一个民营高科技企业，依靠自己的力量，开发了资源制作、超星浏览器和远程浏览下载等成熟技术，帮助国家图书馆制作了数千万页资料。超星引起我极大的兴趣，1999年夏天，我利用干部休假时间，自费到北京对超星公司作了十天的全面考察。超星的CEO史超先生，是30刚出头的年轻人，公司其他的领导也都很年轻。他们热情地接待了我，双方大有相见恨晚之感。史超给我介绍公司情况，演示系统，还安排我住在他们的机房，所有的设备任我操作，让我有更多的机会考察他们的系统。凭着四十多个春秋的人生阅历和从事图书馆自动化十多年的经验，我感到史超是个待人真诚，脚踏实地，天赋智商极高的学人，而不是一个商人；超星正在从事的事业，填补了我国数字图书馆的空白，具有极大的发展前景；他们的不足是缺少图书馆工作的经验和知识，但这可以通过与图书馆界的合作来弥补。我在考察超星，孰不知超星也在考察我。在离京的前一天，史超对我说，希望我来北京加盟超星，出任超星数字图书馆的第一任馆长，还给我颁发了聘书。我深深感激超星给予的信任，但我毕竟是中山图书馆的副馆长，一切要听从组织安排。我对史超说，无论以什么方式，我们的真诚、长久合作是毋庸置疑的。我们相约，要竭尽全力工作，使数字图书馆在我们这一代人手中建成！

回馆后，我把北京之行向李昭淳馆长作了详细汇报，后来我也向省文化厅曹淳亮厅长汇报了与超星合作的想法，得到他们的理解和大力支持。经过半年多的调研和协商，馆领导班子做出与北京世纪超星公司合作，建设超星数字图书馆华南站的决策。经过几个月紧张的筹备，超星数字图书馆华南站终于在2000年6月10日在广州举行了开通典礼。历史掀开了新的一页。超星数字图书馆创造了全新的服务模式，得到了广大读者的好评和欢迎。2001年元月，广东省委常委、宣传部长钟阳胜同志来我馆视察，肯定了我馆合作建设数字图书馆的做法和思路，并拨专款300万元予以支持。我们受到了极大的鼓舞和激励。在全馆同志的努力下，经过一年紧张建设，我馆自动化、网络化、数字化建设迈上了新的台阶.我们和超星的成功合作，为全国树立了样板。先后有数以千计的图书馆与超星公司合作或成为超星的用户，进一步促进了数字图书馆事业的发展。我虽然没有到北京超星上任，也没有领过报酬，但我从精神上与超星融为一体，感到我们为之奋斗甘愿付出心血的是共同的事业。能为中国人民做一件有益的事情，此生足矣！我与超星公司的史超、朱平、阙超等通过电话、电子邮件保持着热线联系，讨论问题，制定方案，测试软件，策划推广，为我们共同的事业禅精竭虑，费尽心血。2005年5月19日上午l0时，随着广东省委常委、宣传部长钟阳胜一指按键，我馆与超星公司合作建立的广东数字图书馆（一期工程）正式开通。这是我国建成的第一个实用化省级数字图书馆，引起国内外图书馆和传媒的极大关注，先后有数十家报刊和电视台报道了这一新闻。该系统开通以来，取得了巨大的社会效益：每年提供电子图书借阅500多万册次，解答网上参考咨询20多万例，远程传递书刊60万册(篇)，为我国数字图书馆的建设与发展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从此以后，在馆领导班子的带领和正确决策下，我馆干部职工继续发扬广东人“敢为天下先”的精神，以坚韧不拔和契而不舍的顽强意志，坚持开拓创新，勇攀科技高峰，克服了一个又一个困难，不断发展、壮大我馆的自动化事业，使我馆的自动化建设取得了一个又一个成果：2005年建成我国首个虚拟网上参考咨询系统——“联合参考咨询网”；2006年在国内率先建立缩微文献数字化系统并开始大规模进行缩微文献的数字化转化；2008年建成“广东省文献资源共建共享协作网”；2010年建成我国规模最大的数字图书馆联盟——“珠江三角洲数字图书馆联盟”；2011年建成我国首个跨系统文献资源共建共享平台——“全国图书馆参考咨询联盟”。就这样，我馆自动化事业从零起步，经过30多年来一代又一代图书馆人的不懈努力，终于发展和建成具有21世纪先进水平的省级图书馆自动化系统。2005年我馆获文化部首届创新奖，2007年获文化部第二届创新奖特等奖。目前，我馆建立了覆盖全馆的万兆光纤网络和无线网络，拥有先进的图书馆集成管理系统、电子阅报栏和手机图书馆，连接各种终端300多台套，实现RFID自助借还书和“一卡通”管理，购买和自建了50TB以上的大型数字资源库群，建立了广东数字图书馆、广东数字文化网、珠江三角洲数字图书馆联盟、全国图书馆参考咨询联盟等一系列网站，建立了全国文化共享工程广东省分中心、广东省文献编目中心、广东省图书情报继续教育网络学习中心和广东流动图书馆自动化管理系统，使我馆真正实现了从传统图书馆向21世纪现代化图书馆的跨越式发展。我作为其中的组织策划者和建设者，深深感到自豪和骄傲，我们付出的一切没有白费！

三十五载光阴，弹指一挥间。我从一名对图书馆几乎什么都不懂的青年，成长为研究馆员、图书馆自动化专家，全国图书馆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委员，中国图书馆学会数字出版与推广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发表论文50多篇，出版学术专著4部。先后主持或参与了十多项国家级、省部级大型图书馆自动化建设项目。因为我在专业技术方面所做出的显著成绩，国家给予了我很高的荣誉，曾被国务院授予“全国先进工作者”称号，广东省委、省政府授予“广东省中、青年优秀专家”称号，文化部授予“文化部优秀专家”称号，享受国务院专家特殊津贴。最近我又被省人事厅授予二级研究馆员。当年我和一千多位全国劳模、先进工作者进入北京人民大会堂，接受江泽民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检阅和表彰的情景，至今仍然历历在目，心潮久久难以平静。我只不过忠于职守，做了自己应该做的事情。但是，党和人民给了我至高的荣誉。今天，我虽然离开了工作岗位，但为图书馆事业鞠躬尽瘁的服务情怀，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的理想将永远不会改变。

今年春节联欢，报刊部同仁出演出的节目里，邀请每位馆长对“什么是最幸福的？”讲一句话。我接过话筒说：“能够为中山图书馆终身服务是我最大的幸福！”这确实是我的由衷之言。我把最美好的青春年华和毕生心血献给了图书馆事业。当年与我共同奋斗的多位同事，有的留学、移民去了美国、加拿大、新西兰，有的跳槽去了著名的外资企业，有的甚至当了技术部门主管，也有的英年早逝给人间留下许多哀伤和遗憾。我深深怀念年仅39岁就离我们而去的年轻的教授级高工许异兴同志。许多朋友问我，如此清贫的图书馆，你怎么能干一辈子？我认为，人生追求的最大幸福，不是拥有家财万贯，不是灯红酒绿夜夜笙歌，而是可以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并且做成功了，得到大家的公认。对社会有所贡献，就会感到此生无憾。在我担任副馆长的20年来，常常感到幸运，为什么在今天的商品经济社会里，我的工作和事业会得到这么多领导、朋友、同行们的无私相助。官至省委书记，省委常委、宣传部长，省邮电管理局长，省数据通信局长；民至公司企业的总经理、高总，大学的教授、博导，乃至一般的工程师、业务员，求他们办事、批钱、盖章，往往有求必应，一路绿灯，许多人还成为我的好朋友和忘年之交。但是，近两年来，这样的外部环境几乎消失了，我在工作中屡屡碰壁，甚至遭人诬陷，差点身陷囹圄。因为我长期主持自动化、网络化、数字化工作，差不多每年都有少则数百万，多则上千万元的政府采购项目，坚持原则和维护国家利益是我做人做事的底线。2010年夏天，为了维护国家利益，我牵头本馆100多位干部职工联名写信给省委主要负责同志，揭露某供应商提供虚假材料谋取中标而没有受到严肃查处的违法行为。岂料此举冒犯了某些政府部门的实权人物，触及到一些人的利益，有人就到处投寄匿名信，捏造事实，恶意诽谤，恨不得将我打入十八层地域。所幸我等历来干净干事，经组织调查清楚并无此事，他们无处下啄，加上馆领导班子的支持和省文化厅领导的信任，我才侥幸得以全身而退。如今我虽已退出江湖，但每每回忆往事，依然悲愤满胸，痛感回天无力。看到现实社会中官商卑鄙勾结，利益集团横行霸道，违法犯罪瞩目惊心，党纪国法如同儿戏，令人心寒不已。照此长久下去，岂不亡党亡国耶？尽管如此，前行路上有阳光也有阴霾，但只要我们坚持图书馆人的理想、信念和气节，百折不挠，奋力拼博，勇于创新，脚踏实地，就一定能够排除万难，去拥抱中山图书馆更加灿烂辉煌的明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