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怀图书馆

唐瑜（广东省文化厅原厅长、党组书记）

当年广东省最大规模的文化设施

我接任广东省文化厅厅长职务后遇到的最棘手的事，莫过于建设省中山图书馆新馆的工程。这可说是对我这个新厅长的一次考验，曾使我寝食不安。

建设中山图书馆的新馆，当时是广东省最大规模的一项文化设施，首期建筑面积二万九千平方米，实际造价三千万元，建馆地址定于旧中山大学的西堂课室及中斋等宿舍地段。这个设计是我的前途班子制定的，其中的西堂则是后来扯皮不断的话题，需要花点笔墨说一下。

旧中山大学原址有钟楼和东堂、西堂课室。东堂在抗战期间被炸毁，解放后在原址建立了省博物馆。钟楼在孙中山领导民主革命期间（那时称广东高等师范学校），曾召开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实行国共合作，国共两党许多要人曾在此开会或活动；鲁迅到中大任教时曾住在钟楼，因而在解放后列为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西堂则在中山大学搬校后成为员工毁居的宿舍，并随着年久失修变为危楼。

1959年，当时主持广东工作的陶铸曾提出继续保留钟楼及门前的广场，并以钟楼为中心建成“东博西图”的文化区，即东面为博物馆，西面将西堂及附近的中斋等宿舍改建为中山图书馆新馆。这是一个有见地有气魄的构想，因这里地处广州市中心，交通方便，环境比较幽静，这样做既可保护钟楼，又将旧中大变为闹中有静的文化区。这一主意获得各方面的赞同，省人委为此发出了1959年99号文，并授权省中山图书馆为这片地区的产权主管人。

遗憾的是这时国家出现了连续几年的经济困难，经费无着，其后是“文革”十年内乱，这个计划只好搁置下来。否则，就不会有后来出现的西堂能不能拆的争议了。

1977年，在重新审定宣布文物保护单位时，鉴于“文革”动乱带来的乱拆乱占的混乱现象，又鉴于当时国务院《文物保护暂行条例》的规定，一旦需要拆除时，经原公布机关批准就可以，因而附带地将西堂列进了文物保护范围。但这个权宜措施却也增添了后来的口舌之争。

十年“文革”之后，从省文化局（厅）到省中山图书馆的同志们眼看西堂更加残旧，而图书馆的旧楼也实在太拥挤，连外宾要求参观也婉言辞谢，都认为应该进行有序的建设了，因而从上到下积极开展了筹建新馆的工作。1978年省革委同意这个工程上马，并上报国家计委和国家文物局（隶属文化部）均获批准；文物局答应分期补助建馆资金二至三百万元。于是，省计委于1979年5月批准了为安置西堂等拆迁户的建房计划，文物局为此还补助投资94万元，这样就开始了一边盖宿舍、一边进行新馆设计和报建程序。然而，树欲静而风不止，与此同时，围绕着西堂能不能拆的问题也开始扯皮了。

这时，我已调到省文化局任副局长。这件事不属我管，我从参与议事中知道工程遇到麻烦了，先是文博单位对拆西堂提出不同意见，拆迁户七嘴八舌，后来省文管会中的中山大学某教授也发表了不同意见。文化局的同事们采取了严肃的态度，省文管会专门召开了两次会议，大多数委员认为西堂没有保留的必要，同意拆建，但前后会议也各有两位委员持不同意见。省文化局如实上报省委宣传部并报省委，省委宣传部及我们局的领导两位拜访了那位老教授，解释了拆建方案和各方面的反映，随后省委有关领导又根据省委第一书记任仲夷的意见再一次上门去做工作，不用说，对有关文博单位和拆迁户也相应地做了解释。把这些该做的事做过后，省文化局与省文管会派人专程赴北京向文物局汇报请示，文物局负责同志表态：请省决定。

转眼是1982年10月，省委第一书记任仲夷亲自来看了中山图书馆的旧馆，郑重表示赞成拆建计划，语重心长地说“要当新馆建设的促进派”。他的出现和表态对我们像一道耀眼的信号，我们很快就接到了省委下达的关于按原计划筹建中山图书馆的批文，要求“争取尽快投入施工”。

为建造新宿舍和陆续动员拆迁户搬家的工作进行了一年多，终于腾出了原中斋、南轩、北轩等宿舍区并予拆除，工程队按合同进场，开始拆除西堂，这时蓦地风生水起，我这个新任文化厅长一下子发现自己站在风口浪尖上了。

1984年2月9日和10日，从文化部文物局连续来了三次电话，问是否开始拆西堂了，要马上停下来，说国务院收到一份从广州发出的不署名电报，也在过问此事了，无论如何不要再拆，他们将派人前来处理。隔10天后，即同月20日到21日，又是连续三次来电，说他们接到群众来信了，你们要立即到西堂去制止拆卸，部里正在研究此事，研究后还要请示国务院，你们要等待指示。面对这样的的指令，我们也提出请求派人前来（后回答暂时不能来），同时将前后的电话纪录报送省委宣传部和省委。我当然没有忘记附上我们的申辩报告，我实在不明白那年代为什么就容易刮风？这一报告同时抄报给文化部。省委书记林若与宣传部长林江接报后来到西堂现场考察，并在我们报告的基础上，又以省委办公厅名义专函报中宣部和文化部，要求继续施工。

4月初，文物局来了两位同志，是为参加反文物走私表彰活动而来的。他们对西堂一事特感兴趣，而且懂得往上捅，从广州发电报请中纪委出面干预，这就连中央书记处也被惊动了，先后有两位负责同志发话。先一位是分管宣传口的负责人，给省委书记林若来电话，说西堂拆不拆由省委决定，为妥善处理好这件事，请省委慎重考虑。这话使人感到有一种弦外之音（后来被好事者歪曲为省里不听劝阻）。另一位负责同志说的话也类似。省委为此连续两次召开了在家的常委会议，后一次还通知我列席参加，会议认为仍应维持原议，定下了一些做好善后工作的措施，并决定派我和前任局长李雪光（当时已改任省人大常委）携带省委的书面报告进京汇报请示。

我至今记得那时我肩上承受的压力，特别是听说将由田纪云副总理召集有关部委听取汇报时的惶惑，心里就像挂着十五只吊桶七上八下。我深知像我这样一个厅局级干部在京城算老几，能有多少说话的机会。差之毫厘，失之千里，会议中万一来一声“且再研究”那就惨了，我的前任和同事们多年的心血就白费了，己经投入的资金就算是有一部分用于盖宿舍不全属浪费，我又向哪里筹到一大笔钱来维修西堂危楼昵？又怎么向省委和省政府作交待呢？其后果我至今想来都害怕。

真是无巧不成书，原定4 月6日下午赴北京的航班误期推迟了一天。次日上午，本来可以籍此安静半天的我仍旧回到厅办公室，却意外地接来了文化部部长朱穆之和副部长吕志先，一问，原来他们是到广州参加对外宣传工作会议而来的。我真是求之不得，也顾不上谦恭礼让，很快将话题引向西堂，央求他们到现场视察一下。我真感谢这两位只有一面之缘的部长，他们答应了。从省文化厅到西堂不过十多分钟车程，我领着他们一会儿就到了。朱穆之边看钟楼、西堂边听我介绍情况，最后表态说，按省委意见办。吕志先则更爽快，一看到西堂的现状就脱口说：破破烂烂留着它干嘛？后来的事态证明了这一现场视察多么重要，可说是让我走了一步巧棋。

我们几人（李雪光、我和厅计财处黄灿光、中山图书馆李昭淳）飞达北京后，马上找到在北京公干的省委书记吴南生。我是在他眼皮下长大的，我们都靠他具体指导在那里的活动，这还亏了他的秘书罗木生的热情相助，承上转下不断沟通各方面的情况，我们在住处边等待召见边作准备。就在我聚精会神地拟写汇报稿，考虑怎样应对业已获知的那些具不同观点的或言过其实的报告，既要让与会领导了解真情，又力求少惹是非免得节外生枝的时候，一个戏剧性的情节出现了，田副总理的席秘书给我来了电话，说田副总理指示不开会了，你们到文化部汇报就行了。

真是雨过开霁，满天阴云都散了。我很快给广州打了电话，嘱留家的同志抓紧拆西堂，把失去的时间夺回来。我记得真正拆起来并不难，好像只是十多天时间，经过清场并办妥一应手续之后，在这年的11月12日即孙中山诞辰118年纪念日，建馆工程终于破土动工。隔两年后，首期工程也是在这个纪念日宣布完成，省里好几位有威望的领导：林若、吴南生、罗天、王屏山等都参加了剪彩仪式。

建馆过程中的折腾，是从西堂有多大保留价值引起的，有些专家或领导有不同的看法是可以理解的，也很正常；某些单位和拆迁户的利害关系在其中增加了复杂因素；此外，是不是还有某些热衷于打小报告表现自己的，这不好妄猜也没有探究的价值。这件事的解决靠了什么呢？这就是几位领导包括文化部领导不约而同的那个主意：“请省决定”。如果一开始就这样明确，也不要什么附加语，那就会省事多了，风也刮不起来了。我们党和国家的领导人日理万机，研究国家大事就够忙的了，又何需把那么多事揽在手里？俗语不是说“兽医多了治死牛”么？

中山图书馆新馆的建立，成为我省图书馆事业的火车头。它不论在阅读环境、藏书数量、视听设施、服务质量以及信息查询方面，都面貌一新，俨然是一所社会大学。不妨附带说一件事，1987年秋，省委举办全省各市、县委书记为期10天的学习班，要几个厅局作有关汇报，其中要我作社会文化市场问题的汇报。我建议在我汇报的同时，由省文化厅与新闻出版局在中山图书馆举办一个非法出版物的内部展览，届时请大家去参观一下，顺便也参观中山图书馆。当时的省委书记林若采纳了我的意见。于是在这年的8月30日，各市、县委书记和省直各厅局的第一把手都齐集于中山图书馆参观，当时我们侃为“高级参观团”。这也算是我省图书馆史上一个轶闻，对推动全省各市县图书馆的发展起了积极作用。

经过这些年的打造，中山图书馆的容貌又起了变化，特别是在实行数字化、信息化、网络化管理方面，是连我也为之瞠目的。它每天开放12.5个小时（近期因扩建而有所调整），日均接待读者6000～8000 人次，高峰日近万，是全国开放时间最长，接待读者人次最多的省级图书馆之一。这些数字都不包括它的数十个分馆和网上服务、流动服务的部分。它从2005 年起又作为省里的重点建设项目开始第二期扩建工程，投资五个亿。这在我们过去的眼光里，可说是一个天文数字，这岂不意味着，它的更大变化还在后头呢？

我和图书馆

我担任厅长期间，在公共图书馆方面的业务先后是由副厅长郑泽才、张岳群分管的。我也曾怀着纯朴的感情和自己的知识出力推动。我的图书馆情缘开始于在故乡念兴宁一中高中的时候。我发现高中部有个小图书馆，偶然地从其中借出一本屠格涅夫的《贵族之家》一读，竞产生了强烈的兴趣。我发现书的后页附有作者的其他书目（当时的书都有这种附页），便又到图书馆找；县城有个私立图书馆，还有个摆阅报刊的民众教育馆，我都曾去看过，也从同学处借阅。这样，相继读了《父与子》、《猎人笔记》和《烟》，之后，又读了托尔斯泰、肖洛霍夫、左拉、莫泊桑和我国的鲁迅、茅盾等人的作品。因为开了这个头，进入五十年代初期，我也经常到机关的图书资料室借书，那时年轻力壮，加班加点地读，坐在长途客车上读都不觉得累。过后因为不时要搞政治运动，还要经常下乡，就不太读那些大部头的小说了。就是这种机缘，使我积累了中外近现代文学知识，开拓了视野，并培育了对读书和图书馆的兴趣。

使我关注图书馆的另一原因，用今天的说法，是与时俱进，是从实践中觉察出文化事业的发展趋势。我初到文化厅任副职时，分管专业艺术队伍，其中绝大多数是传统戏曲团体。那时随着“文革”后古装戏的开禁，久违的观众蜂拥而来，戏剧舞台非常热闹，可惜好景不常，情况很快就变了，改革开放的劲风一吹，文化生活丰富了，观众口味变了，戏院门前冷落了，而在另一方面，读书求知的人却多了。

我意识到文化部门不能再墨守成规，应该调整思路了。我曾提出传统戏曲团体要调整，而图书、群众文化、文博等事业则要大力推动。我当然不能冒“轻视民族艺术”的大不韪，尽可能地保护了应予保护的艺术团体，同时对图书馆等加大了力度。我曾建议在省里支持各地文化维修经费中加大图书馆专款的比重，从原来的20 万元增至80 万元，这个意见得到同事们的赞同，从而连续实施了几年。这笔数目在今天看来似乎微不足道，但在那个经济未腾飞的时节也算是尽了一把力的，那时我们手里掌握的全部基建维修费全年不过300万元。我们把这种做法叫做市、县宰鸡，省里给配料（其他系统称为钓鱼政策），每个馆给十万八万，每年也就推动了七、八个县级图书馆的建立，这就不算少了。要知道，广东全省在解放初期留下的公共图书馆不过为七间。

除了抓建馆扩馆这个硬件外，还做了下面几件实事：一是向社会宣传图书馆的重要作用，这包括对各级领导的宣传。那时的领导班子不像现在有文凭有学历，“文革”中才会出现“只要毛选四卷，其它书籍都可以不要”的笑话，必须让各级领导都懂得图书馆，才能发展图书馆。省里曾举办公共图书馆服务成果展，就是那个“高级参观团”参观中山图书馆前后展出。

二是抓了图书馆队伍的建设，曾先后举办了图书馆长业务训练班（两期），图书馆业务骨干训练班（三期），曾委托韶关艺术学校开办图书馆中专班（两期），另还委托广东行政学院开办图书馆学专业班。

三是抓了扩宽服务渠道，改善服务态度，提高服务水平。在实行图书开架、建立基层图书馆、增添现代科技设备等方面，广东都未曾落后于各省，还举办过全省图书馆工作人员业务技术竞赛等。

这些活动，大量是由分管的张岳群副厅长及图书馆处主持进行的，我只是从旁襄助。厅图书馆处（后改为科教图书馆处）在这方面的出色工作，曾获得文化部授予图书馆工作先进集体的称号。由于各方的努力，在一次全国性的图书馆评估中，省中山图书馆获得全国省级公共图书馆总分第一，各市县馆达标的比例也相当高。但这次评估是在我离开岗位之后的事，就不细说了。至于我自己的活动，倒还有一事可以一说，那就是为原籍兴宁拉赞助建立县图书馆。

我的老家是个穷地方，人多地少，建国后一直没有公共图书馆。我很想为当地出一把力，但是当地不宰鸡，我们给配料也没有用，我也不能破例额外给钱。因此，我把眼睛瞄向海外，盯上了在香港的兴宁同乡、省政协委员罗焕昌。

我是率广东汉剧团到香港、新加坡演出时结识他的，一来一往也就熟了。当时己经出现海外华人和港澳同胞回乡做善事的新风，罗焕昌是其中一位热心人。但他们瞩目的是学校、医院等，很少有我们这个小文化范围的项目。我郑重地与他说起了图书馆，请他给个面子，考虑捐建兴宁图书馆，这样谈了几次，他开始松动了。1985 年春，他从香港给我来电话，请我参加兴宁几个项目（均香港同胞赞助）的剪彩活动，并与县委一起研究建图书馆的事。但到了原定的日期却没有了消息，过了一段时间，直至3月1日，他才又来电话，说剪彩时间推迟于4 日举行，要我届时前去。我当时颇感为难，因为我已安排了5日与省民委负责人共赴海南处理一桩公务，连飞机票都订好了，那时没有高速公路，从广州到兴宁驾车来回就得两天，只要旅途有点耽搁我就顾得头来脚反筋了，我向来不做这样冒冒失失的事。但罗焕昌一听却认真起来，叫我务必前去，否则，就谈不成赞助建馆的事了。

我思前想后，谁让我是那片土地生长的人哪，就冒失一次也算是为故乡办一件事吧！于是让办公室给我购了次日赴兴宁的飞机票，并去电请兴宁预订4 日返广州的机票。第二天下午，我和图书馆处林梓宗处长到飞机场等了半天，航班因浓雾密雨取消，直延至3日上午才飞到兴宁的。

我抵达的第一件事当然是询问落实回程的机票，县委书记刘立其说给我们订了4 日夜班的票子，他拍着胸脯说你放心，如果届时航班有变，县委派两位司机轮着开车把你连夜送回广州去。这一天，我匆匆地会见了兴宁的一些老朋友，探望了老家的姑姑、表弟和堂弟，他们对我这种火炙脚似的见面都觉得诧异：有无搞错？晚餐时会见了从香港专程到达的罗焕昌等人，他们对我这种安排倒不以为意，他们毕竟是从市场经济中争分夺秒过来的。

4日我们参加了几项赞助工程的剪彩，从中了解了当时赞助的做法、窍门，直到晚餐后，我才抓到机会邀出罗焕昌与县委书记刘立其商谈，当场定下赞助兴宁图书馆的事，罗焕昌表示他将拉上一个朋友（后来是刘宇新）共同负责所需资金，我应承了省里给的部分。这样谈妥后，我和林梓宗立马冒着夜间的雾雨奔向机场，幸好飞机按时起飞，使我们连夜回到广州，没有耽误次晨飞海南的航程。

兴宁图书馆于这一年6月动工兴建，于1987年2月落成剪彩。在广东，在这前后几年间，由海外华人捐资兴建的县一级图书馆共七间，另有一些镇级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