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佛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萨缪尔·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曾在其著作《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中提出“文明冲突论”的观点。他认为，当今世界上国与国、地区与地区之间冲突的背后原因不是宗教与经济的冲突，而是不同文明间的冲突，因此，必须将文明看作国际关系的重要变量和国家事务中国家行为活动的基础。所谓“文明冲突”究竟是什么意思呢？中国知识分子对东西方文化又有着怎样的思考呢？6月22日，“中山讲堂”第246讲邀请了首都师范大学文化研究院副院长张翔作题为“从文明论到社会科学——东西方文化论战与五四时期的知识转型”专题报告，为大家讲述近代以来我国东西方文化论战等内容。
张翔是首都师范大学文化研究院教授，曾先后就读于湘潭大学中文系、北京大学中文系、清华大学中文系，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博士后并在牛津大学、香港中文大学等著名高校访学。他主要的研究方向为十九世纪以来的中国思想与文学，具体包括康有为的政治思想与海外游历研究等。近年来，他在《文学评论》《哲学动态》《中国哲学史》《开放时代》《读书》等刊物上发表了专业学术论文三十余篇。2001年至2013年间，他担任《21世纪经济报道》社评主笔，写作经济时政评论百余万字。
本期讲堂，张翔教授从世界文明发展史的角度出发，结合最新时政热点，为大家具体讲述了文明、文化、社会科学等基本概念，分析讲解了东西方文化的异同，以及在不同历史时期下中国人对社会发展模式和国家前进道路的认识、思考和选择。他认为，近代中国对于东西方文化的论战有过很多次，如洋务派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维新思想，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等等。为了救亡图存，不同阶层不同阶级的知识分子都对东西方文化做了不同的论述。尤其是新文化运动后，东西方文化的争论已经转换成知识性的问题，这一转变推动了社会科学的发展，而社会科学的发展又打破了东西方文化之间的边界，打破了科学和玄学之间的边界。1919年的五四运动是中国文化史的重要转折点，从五四之后，中国知识分子对于东西方文化之间的讨论不再只是简单的文化讨论，更重要的是他们试图揭示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并在这样的“社会科学”视野中分析国家问题、阶级问题、国际关系问题、战争问题、人生观问题、文明问题、农村问题和城市问题等。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孕育出了新的政党政治，以“教”（文化思想）领政的新道路开始形成。与此同时，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与战略性运用在1920年代的社会科学发展中居于关键位置，因为它将国际关系分析与阶级分析结合在了一起，中国革命的道路从此有了新的发展方向。结合近期国内外时政热点，所谓“文明冲突”“东西方文化的差异”，只不过是某些国家政客的说辞，他们真正希望的，是在西方唤起以种族意识为基础的危机感，为其凌霸行径做策略动员，这一点是值得我们深思并警惕的。
讲座结束后，主讲嘉宾与读者进行了互动交流。读者们纷纷表示，本场讲座内容丰富、主题鲜明、专业性强，对听者很有启发。
“中山讲堂”第246讲主讲嘉宾张翔
主讲嘉宾张翔（左三）与“中图之友”志愿者合影留念